东亚的三教和合与东亚社会

儒教、佛教、道教(或神道教)是东亚社会的三大基本宗教。在东亚社会的传播和演变进程中,这三大宗教既有冲突,又有融合。伴随着冲突—融合、融合—冲突的旋律,东亚三教最终走向和合。和合构成了东亚三教的基本内容和发展主流。     

论陈郡阳夏谢氏家族显赫所张扬的文化活力

出仕西晋的谢氏家族人物 ,于东晋时转儒为玄 ,既居庙堂 ,又寄情山水 ,以积淀的家族文化 ,各展所能 ,各现其才 ,使谢氏门户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谢家事功显赫 ,所张扬的文化活力丰厚而浸润     

儒、道、释对音乐本质认识之比较

儒、道、释三家囿于各自的哲学基础 ,在对音乐本质的认识上 ,立足点各有偏重 :儒家推崇理知 ,把音乐看作一种完善道德规范的途径 ,一种获得灵魂内省的把握 ,一种对社会大众教化的工具。而道家更强调音乐的自然特性 ,将音乐的本质虚无化 ,认为音乐实际乃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相辅相成的内觉视象的特殊形态。作为在长期发展中被中华传统文化逐步融合渗透的外来宗教文化的佛教 ,它对音乐本质的认识可以说是虚无中不失世俗的功利、空泛中蕴含精神的诱导 ,体现着一种追求神圣与肯定世俗的矛盾 ,最终不得不沉沦为一种宣教辅教的方式。     

《仁峰集》与明中叶徽州社会

《仁峰集》所载丰富史料显示出明中叶徽州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激烈变化。政治方面体现在赋役的改革和基层管理体系的调整。经济方面体现在职业的选择,业贾和习儒并举,在儒贾互动的过程中,儒贾观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社会方面体现在宗族世婚制依然盛行,又有所松动。《仁峰集》所载史料反映了当时徽州社会的一般特点,对阐释整个明中叶社会的不少问题亦具独特价值。     

周作人的“纯文学”观与中国文化传统

深邃、悠远、繁复的儒、道、释合力构筑的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周作人“纯文学”观复杂、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正是以之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一脉非主流文论的涌现,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富有张力的全景画卷。虽然我们无法支离、抽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任何单一的成分,但是儒与道、释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不同层面所发生的影响成为显在的事实。具体体现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并蓄拓延着儒家折中调和的思维方式;求乐与求美的统一内蕴着道家的生命情调;苦涩与平和的融会体现着释家人生价值观。     

宋代居士文化特点探微

宋代居士文化已经构成为宋代佛教文化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主要论述了居士主流成分的变化以及发展态势的演变使得宋代居士文化具备新的特点,如居士文化的雅化,士大夫居士推动儒、释融合的进程,促成宋代心性思想逐渐成熟以及成长为护法的主导力量等,并由此探讨宋代士大夫居士皈依佛教的自性追求的内在原因。宋型文化的确立,居士文化在其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标明宋代居士文化在宋型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伍子胥变文》的文化内涵

<伍子胥变文>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蕴涵有儒家的本位思想、道教的术数观念、佛教的因果轮回观等,这三种文化在<伍子胥变文>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诗家三国儒道释——试论古代文人诗之分类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背后,有一个在文化整体系统中起着核心利主导作用的东西,即中国古代的三种哲学文化———儒、道、释;它们以其培植的民族情感方式,影响了中国文人,并进而影响了古代诗歌的情感表现方式,导致了中国古代诗歌在哲学义理和审美体验上的高度统一这一极为本质的特征,从而使中国古代诗歌带着与生俱来的或儒或道或释的文化特征。因而,可以明确地说,中国古代诗歌就是在这三种哲学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了三类不同的审美趣味。是故,以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视角,亦可将中国古代诗歌分为儒、道、释三家———当然,此处仅就文人诗而言。     

清人极度儒化陶渊明现象及其成因

本文研究剖析清人极度儒化陶渊明现象及其成因。笔者以为 ,清人儒化陶渊明达于极致 ,这与清代倡儒道理学、遗民文人群体尊陶热情高涨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并就清人对陶渊明的儒化与宋人对陶渊明的神化进行了简要的对比论析。     

南唐国道术与唐宋之交的道教衍变

南唐道教在内容上主张内道外丹,这是道教外丹术向内丹术发展过渡的重要理论;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浓重的巫觋色彩,则前承李唐,后接赵宋,可以看作是后来宋朝极端迷信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