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古”到“非古”——嬴秦文化政策变化对石刻文本书写及士人心态之影响

秦统一天下之后,对六国文化有一个初步的整合,具有“整齐百家”的政治意图,并在秦始皇初期进行了“外法内儒”的尝试。其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儒生、博士、方士与秦始皇、李斯等人在“学古”与“师今”的问题上产生重大矛盾,“法家”之名正式出现且地位不断上升,儒家被排斥出秦王朝的文化领导地位。秦朝初期的“学古师今”一变而为“非古师今”,秦王朝文化环境就此恶化,石刻文本的书写内容与士人心态随之发生变化,进而动摇了嬴秦的统治基础。     

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

理雅各英译儒经是汉学界和翻译史上纪念碑式的作品,理氏译本在阐释、翻译、注释、绪论、文体诸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译者忠于原作、贴近原语、善为读者考虑;但理译也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家”:让融和教育文化在校园弥散——苏州市吴江区北门小学文化建设掠影

正学校文化以历史、传统为基石,以校情、时代要求为支柱,彰显着学校教育的特色与哲学精神。北门小学以“家”为精神意象,凝心聚力建设“融和教育”特色文化。承载:悦纳百年教育精髓百年风雨百年情,吴江区北门小学现址原是松陵镇北门街小学,前身为私立亮叔初等学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先儒黄亮叔先生捐田300亩及松陵镇北塘街住宅一幢,创办亮叔学塾,以“诚为本、朴为真”作为     

情智兼得方为圣人--论王弼的理想人格

王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具有超拔的智慧而不滥用智慧,"圣人有情论"还圣人以正常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之性,把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在树立"圣人"这一人格典范时,王弼将儒家的理想融人道家的自然,以道家的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家经学,形成其"内道外儒"的人格特征,在对经学的重新阐释中将道家推向历史的前台,掀起魏晋玄风,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大的转折,对后世的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祭祀对象的选取看梅山儒礼的价值取向

梅山儒礼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一脉相承,虽然有神秘的程式,但无论是框架、内容,还是形式,都体现出我国儒家所倡导的平等的人本精神。单从祭祀活动所选取的祭祀对象就可以解读出梅山儒礼呈现的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和谐生活、兼济天下的思想。     

《抱朴子内篇》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道儒思想的会通

“道”“玄”“一”均为《抱朴子内篇》的核心概念。葛洪以“一”为桥梁,沟通进而统一“道”与“玄”的“一贯道玄”理论构架,并以此会通道儒思想,构筑了一个兼综道儒的神仙道教哲学体系。据此,葛洪提出了新的道儒关系。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楚化与儒化:阐释汉代文学思想的一个框架

在中国文化史上,汉代因为是所谓的儒家"定于一尊"的时代而备受近现代的各种误解与误判,这种误解误判直到现在学界也很流行,这一情况决定了重新诠释汉代文学思想各个层面的必要性.前提是重建文学思想存在的历史语境,并对其各组成部分有符合历史实际的定位与评价.楚化与儒化就是一个更接近历史实际的汉代语境,厘清对两个语境的误判,能对汉代文学思想的状态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原儒杂俎

“儒”字的古文正确写法当为“”,其造字理据为“浸润于天的人”,意即前人所揭示的“通天地人曰儒”.这与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体悟“中正之心”的“忠恕”之道是完全一致的,而宋代道学家们在整合佛老百家学术思想基础上所建立的“理”本论思想,也正是对作为“心之中正”的儒道本体论的进一步具象化.     

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