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伊斯兰教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以保持其自身固有根本信仰、礼仪制度与价值内核为前提,积极地融入中国社会,从中国文化中吸取有益于其生存发展的因素而加以改造,作适当的变通,表现出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而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倾向。     

《仁峰集》与明中叶徽州社会

《仁峰集》所载丰富史料显示出明中叶徽州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激烈变化。政治方面体现在赋役的改革和基层管理体系的调整。经济方面体现在职业的选择,业贾和习儒并举,在儒贾互动的过程中,儒贾观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社会方面体现在宗族世婚制依然盛行,又有所松动。《仁峰集》所载史料反映了当时徽州社会的一般特点,对阐释整个明中叶社会的不少问题亦具独特价值。     

东亚的三教和合与东亚社会

儒教、佛教、道教(或神道教)是东亚社会的三大基本宗教。在东亚社会的传播和演变进程中,这三大宗教既有冲突,又有融合。伴随着冲突—融合、融合—冲突的旋律,东亚三教最终走向和合。和合构成了东亚三教的基本内容和发展主流。     

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

理雅各英译儒经是汉学界和翻译史上纪念碑式的作品,理氏译本在阐释、翻译、注释、绪论、文体诸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译者忠于原作、贴近原语、善为读者考虑;但理译也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岭南儒宗”崔与之蜀中诗论

崔与之曾“七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是南宋后期有名的贤臣.而他同时也作为一位文学家名世,有“岭南儒宗”之称,并开创了“菊坡学派”.嘉定十三年(1220)他奉旨入蜀,在蜀五年,政绩颇多.而他在这期间也间有诗作,惜现存不多.从仅存的蜀中诗来看,崔与之在蜀中交际颇广,时常与丁黼、李曾伯、洪咨夔等人唱和,而这也成为他蜀中诗歌的一大特点.     

明清徽州新儒贾观内涵与核心价值取向的再探讨

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宋明新儒学的世俗化伦理思想,对儒贾(士商)观的内涵和职业伦理价值做了转换与重构,提出"贾不负儒"、"良贾不负宏儒"和"左儒右贾"、"儒贾事道相通"、"贾服儒行"、"士商异术而同志"、"儒名贾利"、儒贾"迭相为用"等反映新儒贾观的诸多新概念和命题。这些概念和命题有着丰富或特定的内涵,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思想联系,既反映了明清徽州在儒贾观的转换和重建方面的多重认识,又体现出这些新观念仍然秉持儒家的核心价值取向,并未脱离儒家传统。     

“第三空间”理论观照下的辜鸿铭儒经英译研究

辜鸿铭兼具中西方双重文化身份,他以消除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固有成见和蛮横态度为传播理念,在"第三空间"以杂合的传播策略实现了儒经文化的有效传播。他一方面选择归化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儒经,满足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另一方面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再现儒经所认知的世界和所塑造的美。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传播过程就是中西方文化在相交的"第三空间"转化、交融、发展的过程。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以儒诠经"

在我国的佛、道、伊、基几大宗教中,除道教以外,其他都属于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在中国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方面由其信仰主体中国穆斯林完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者的学术活动。其中,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指具有“依智提哈德”（法律创制）资格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如明清之际的刘智、王岱舆等）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环境、新挑战,依据伊斯兰教的一整套立法原则和规程所做的创新工作。     

小人错还是大人错？

2012年上半年的一天,我正辅导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人读唐诗、背唐诗,小人背完王昌龄的《从军行》后,我让她看一会儿电视,放松一下然后讲解。 恰好,电视正播出于丹给全国人民讲解唐诗,讲的正好是王昌龄的《从军行》,于丹有声有色地念道：“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gu）浑……”     

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

奢靡世风之下的儒、商互动,建立在士人逐利、商贾求名基础之上,导致士商相混,界限模糊。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改易着其写作风貌,以前多适用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应用文体,很大程度上因之走向商贾、市井之家,逐渐普泛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又是“性灵”说的催生剂。同时,还使得一些郎署文人关注通俗文学,自觉参与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过程中。这从内外两个层面,对郎署文学形成很大冲撞,致使其文学权力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晚明文学开始由以传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逐渐向以小说、戏曲为重心的通俗文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