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现代农业与小农制衔接的两个理论问题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需要解决两大实践难题：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如何培育资本农业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钱从哪里来”和“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这里就涉及两个理论问题：如何认识现代小农制的历史地位,如何解决资本与劳动的矛昏对立。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讨论的一番回顾性阐释．对于这两个理论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商品化与地权分散——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为例

本文首先对二手文献中得到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说明近代华北地区农村地权分配状况及其分散化的趋势;接着依据陈翰笙于20世纪30年代在河北保定清苑农村调查的数据,具体解释了在20年代下半叶至30年代经济危机这段时期内各种因素对于华北农户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不同阶层农户在面对近代农村经济商品化进程时所采取的不同行为模式;最后揭示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对于地权分散产生复杂影响的一种可能形式,并据此对"农业技术派"和"土地分配派"针对中国近代农村的争论以及"什么形塑了中国革命"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一点回应。     

析小农的皇权政治心理及其形成原因

皇权主义既是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潮。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主义长期存在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乃是小农非主体性的“真主”意识和皇权文化心理结构。小农皇权政治心理的形成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和文化原因     

基于农户视角的中国农村金融分析

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目标重点应定位在农民最终能否因此而获益,满足微观的金融需求.中国目前以民间人情借贷为主的农贷格局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路径依赖性和合理性.从长远看,基于农户视角下的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根本性制度变迁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为农户提供所谓的"现代市场要素"和创造外部市场条件,而不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     

社会化小农：一个尝试的分析框架——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是中国乡村研究的三大分析框架。文章通过对三大分析框架下的中国农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三大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乡村治理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横向上看,三大分析框架缺少治理主体,未能从农民个体的角度深入研究乡村治理问题;从纵向上看,缺少时间变量,未能从动态的视角解释乡村治理的变迁问题。针对三大分析框架所面临的解释难题,文章试图从农民个体出发,从经济与社会视角出发,建构一个能够包含农民、村庄、社会(包括市场)、国家的分析框架———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以此来解释中国乡村治理及其转型。     

我的创业路

我是都江堰市灌口镇灵岩村一普通村民,当过兵,入了党,退伍后回乡务农。当时,受小农思想的制约,家乡还很落后,人均收入相当低,一直无法摆脱贫穷。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的尝试

结构主义、理性主义、文化理论是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传统范式,已有的众多研究视角都衍生于这三个研究范式.三大研究范式及其不同视角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许多问题作出了合理而有效的解释,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已有的研究没有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市场化、社会化、货币化问题纳入研究范畴,没有把小农社会化作为一个视角.而这一视角有利于将农户、市场、社会和国家融为一体,将动态变化融于静态结构之中,是研究乡村治理的一个新的尝试.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研究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是我国农业政策新的重大调整。小农户存在具有重要性、合理性和长期性,但也有其自身的不足,必须经过与现代农业要素的有机衔接才能适应现代发展。二者衔接具有必然性、艰难性和可行性。加强制度保障、营造良好衔接环境、创新要素衔接模式等措施是二者有机衔接的有效之举。     

农业转移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基于购房和定居的共时性决策假设,验证和控制了住房自有和定居意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并基于新迁移经济学和跨区域家庭生计策略理论,构建了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探讨了农业转移人口住房自有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流入地住房自有对定居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且以往相关研究都低估了住房自有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同时家庭收入、婚姻、家庭化流动、社会网络、居留时长、家乡经济权利、流动范围等都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证实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定居意愿是一种家庭为本的"小农理性"决策,是在社会制度排斥之下综合家庭成员发展需求、家庭定居能力以及定居收益和成本的家庭空间安排,是一种跨区域的家庭生计策略.     

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可视化政绩与群众工作——基于林镇的人类学调查与反思

乡村振兴以何为主体,不仅涉及政治目标"为谁",也涉及治理技术"靠谁"。国家意欲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但基层实践常与资本亲和,排斥小农。以人类学眼光从基层内部观之,不难发现这固然与层级压力、资金下乡、小农难动员有关,但更是疏于群众工作的结果。缺乏以人民为中心视角的"可视性政体",使基层更倾向于与能人、大户或公司合作打造少数"亮点"。这些"亮点"成为上级和媒体容易看得见的政绩,而群众天天可见的大量"暗处"隐藏在其视野之外。不过,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多重复杂原因,将其简单归结为基层干部问题而进行道德批判,并无太大的价值。相反,探索落实群众路线、小农社工和协商共治等具体改进路径,方为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