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中后期的散体尺牍观——兼与四六启观之比较

明代嘉靖以后,一些文人逐渐意识到散体尺牍在社会中下层的幕僚佐吏乃至普通大众的社会交际中的重要功能,并由此归纳出其"体简而用繁"的特点。当文人持着这种立场去看待散体尺牍时,便创造性地构建出一种以"应世"和"垂世"两个标准来衡量文章的二元式文章观,并进而把一向被视作"小道"的散体尺牍与诗古文相提并论。作为书札的两种基本形态,相对于四六启趋于形式化、模式化的仪式性功能,散体尺牍则体现为性情化、多样化的娱情性功能。     

《惜抱轩尺牍》学术价值发微——兼论桐城派之发展壮大

《惜抱轩尺牍》为典型的学人尺牍,其中表露出姚鼐抑宋扬汉的学术取向、熔铸唐宋的诗学宗旨、义理考据辞章兼顾的为文之道,正与姚鼐他文“微显互证,可相辅而益明”.《惜抱轩尺牍》所论内容的可学性、论文时表现出的通融态度、期许心理,都使得姚鼐的观点易被接受与传播.姚鼐与子弟尺牍往还,还注重引导,有意加强门人亲友间相互了解、相互帮扶.以尺牍为媒介,姚鼐居于中心,姚门子弟相互阐发应和,桐城派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从尺牍交往看张裕钊与吴汝纶对桐城义法的因袭与突破

清末古文殿军张裕钊与吴汝纶尺牍交往频繁,围绕桐城义法,提出一些新见。张裕钊、吴汝纶继承姚鼐等人"因声求气"理论,提出"以意摄气"说,古文声气理论得到系统总结。针对桐城义法"雅洁"说,张裕钊、吴汝纶以"健"代"洁",形成"雅健"说。吴汝纶接受张裕钊的建议,从"务为雄奇"转而"抑为平淡",刚柔相济,进一步丰富桐城派风格理论。张裕钊与吴汝纶的尺牍交往,在继承桐城义法的同时也对桐城义法有所突破,扩大了桐城派在畿辅的影响。     

尺幅千里随意天成——从《乌篷船》看周作人尺牍体散文的特色

《乌篷船》是周作人尺牍体散文代表作之一。书信作为随笔的一种形式归之于现代散文,周作人大概是创始者。“尺牍”这一新体的创现,实质集中体现了周作人散文“随意抒写”、“自然流露”的风格,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文学创作的人本主义思想。     

尺牍视域下姚莹的文学理论简析

姚莹的文论思想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文以载道”“文以经世”“文无古今”等文学理论散见于其尺牍中,是组成姚莹文学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具体而言,“文以载道”体现了姚莹的儒家道统思想,代表了桐城派文人的基本观点;“经济”一说首次出现于姚莹尺牍,其核心要义是为文应当利于社会发展,逐渐成为主流;“文无古今”的观点也在姚莹身上发生多层变化,实际上也是当时文人心态的缩影。作为嘉道年间的“在场人”,姚莹的文学理论中折射了当时大量的文学事实,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胜朝越郡忠节明贤尺牍》收录阳明信札考释

吾乡阳明子,传知行合一之学,推寻所自,必体诸自身。考其著文立言,亦时时警句,片言只字,后人皆奉为圭臬。今于《胜朝越郡忠节明贤尺牍》索得阳明信札四通,其中三通为新发现佚文,辑录于此,并作考释。     

论明清时期中韩文人往来尺牍帖的学术意义

明清时期中韩文人间往来尺牍是两国文士用于交流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这些尺牍量大面广,多见藏于韩国汉籍,其文字在中国文献多失载,内容涉及文学、学术、外交、宗教等诸多方面,具有文献学和传播学的重要价值,可谓活生生的学术交流史、中韩文人交流史。     

从尺牍看黄庭坚的斯文传承理想

黄庭坚对斯文传承的担忧以及他的担当意识与实际努力都在尺牍这一私人化文体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他所谈到的"斯文"的指向是以文为载体的内在道德修养。黄庭坚虽然以苏轼对自己的盛赞而自负,却并未从苏轼那里得到过有关斯文传承之任非他莫属的准确表示,没有足够的理由与信心自命为当之无愧的下一任文坛盟主。然而,在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黄庭坚以身作则,全身心地致力于修身体道与文学创作,并努力寻找和积极培养后学,在道德修养与文学创作上都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指导。     

从《质园诗集》《质园尺牍》看商盘的翰林生活

商盘是乾隆时期浙江会稽（今绍兴）诗人。1724年,商盘受到一代名臣何世璂的赏识,贡入太学。1725年进京,结识朝中显贵,名声大振。1730年,一举登第,中进士,列二甲第24名。在1730—1739年,度过了长达十年的京师翰林生活。期间,有抱负即将施展的欣喜,亦有梦想落空的失意、绝望与反思。这从商盘诗集《质园诗集》三十二卷与书信《质园尺牍》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