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面与哈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帛礼”认同与民俗实践

“被面”与“哈达”是我国民俗生活中常见的礼仪用品，蕴含着我国早期的桑蚕信仰与丝帛礼制，由此衍生的“献帛之礼”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文化逻辑。从“搭被面”和“献哈达”这两种常见的献帛民俗入手，分析早期丝帛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俗认同与民俗传承，可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中，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符号之一的丝帛，承载着价值认同、文化互惠及关系调适等功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礼制延承的符号载体。     

壬子年祭天与元朝的国史编纂

壬子年(元宪宗蒙哥二年，1252)日月山祭天，是有元一代的重要政治文化事件，但在元代的不同文献中有关键性细节分歧。经史源分析，可以发现元文宗朝政书《经世大典》将日月山祭天礼乐活动归于宪宗蒙哥，而将碑传史料中所记的世祖忽必烈隐去。考诸壬子年史实，是忽必烈主导了中原礼乐人员从东平到漠北日月山的活动。壬子年忽里台大会期间，以蒙古文撰写的第一部“国史”《蒙古秘史》成书。《蒙古秘史》所载成吉思汗命子孙祭祀不儿罕山之圣训，与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交相辉映。蒙哥重视的是蒙古传统祭祀，虽然他观看了中原礼乐，但并不感兴趣。到元世祖时期，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仍留存在华北民间记忆中，但在官修宪宗实录中却难觅踪迹。元文宗朝编纂政书时，重新宣扬壬子年祭天，而且篡改了仪式、人物等历史细节，以便为元朝首次亲郊造势。文宗朝政书中的这种篡改过的历史书写，直接被明初《元史》的《志》及部分《列传》所继承。元朝宪宗、世祖、文宗时期官方对壬子年祭天的书写与改写，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二元传统的演变与融合过程。     

商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嬗变——以《诗经》文本为中心

作为人与神灵沟通的工具，商周时期的祝寿类语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嬗变的发展历程。先周时期，商、周两个族群祝寿类语辞内涵既呈现出以现实需求为根的共性，又因文化差异而呈现出商人重神性与周人重人情的礼制区别。西周时期，周人的祝寿类语辞充斥于贵族的礼制生活，一元独尊化、现实政治化、亲族人伦化的倾向愈加明显。东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的使用出现了向下层贵族泛化的趋势，其礼制内涵也逐渐形式化、空洞化。这一嬗变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族群、不同时代礼制的起伏跌宕，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一个轻礼制的新时代的来临。     

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

《开元礼》以后，郑玄学说支配下的圜丘、祈谷、明堂三大祭天礼的差异性逐渐消除，转变为了对象一致的一岁四祭天。后随着祭祀对象中的感生帝、五方帝日益失去现实基础，北宋中期圜丘、明堂礼制的重构为赵氏家族的帝位继承提供了新的礼制基础。熙宁以前的明堂配帝之争已使得皇考而非受命祖得以配天，王安石从“道”的层面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了祭天结构，圜丘效法天道自然生物，明堂基于人道人为成物。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的天人学说框架，明堂只祭昊天上帝，配帝用皇考，祭器逐项改用宗庙之制，使得昊天上帝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君主世代得以配天。圜丘象征皇权公天下的受命，明堂则强化了天命对赵氏家族世代继承帝位的认可，取代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了祭天礼制史上的转折点。     

终极之典:宋代赠官利弊研究

宋代赠官对逝者、逝者家属、王朝统治者、在世官员与百姓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赠官关乎官品、资序、绘像，关乎赙赠、荫补等事宜；赠官具有一定的惩恶扬善之意，可笼络人心、稳定统治；对于广大百姓而言，赠官作为无上的荣宠，吸引他们为王朝效力。宋代赠官也存在一定弊端：赠官有部分合赠者未赠、不合赠者获赠、部分获赠者情况相似而获赠资数或品数明显不同等不公允现象；赠官中存在滞后现象；赠官在部分时期恩典过多甚至泛滥。这些既是对赠官制度的冲击和破坏，也加大了宋朝的财政压力。宋代赠官对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王朝统治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赵宋王朝的繁荣昌盛、国祚绵延作出了贡献。     

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根据朱熹的建议，宋宁宗以“嫡孙承重”形式为祖父孝宗服三年之丧，但这导致宁宗在即位后的27个月内不能举行各种吉礼，不能“全享万乘之尊”。韩侂胄及其党羽则力主宁宗不应该“嫡孙承重”，帮助宁宗提前结束了三年之丧；当宪圣太皇太后吴氏驾崩时，韩氏又篡改了其真实的讳日，保证计划中的宁宗第一次南郊之礼照常举行，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宁宗以嫡曾孙身份服第二个三年之丧。这些举措获得了宁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学士大夫对宁宗的影响力，使韩侂胄集团得以通过庆元党禁击败道学士大夫，决定了宁宗朝前期的政局发展之走向。朱熹创造性地应用“嫡孙承重”理论，反映了他对汉唐经学的精深造诣和拳拳服膺，而通过经学研究介入重大政治决策，也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