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

本文从市民社会成长及其作用的角度 ,透视了当代中国外交的若干进步及其动因。文章首先探讨了有关研究的理论框架 ,之后分析了推进中国外交近二十年转型的内部社会原因 ,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影响 ;作者还特别强调了由理论界的新思考和传媒的广泛探讨带来的认同变化 ,将其视为导致中国外交进步的重要枢纽。最后 ,论文讨论了国际环境的压力、尤其是全球市民社会的影响 ,并且依据“学习理论”检验了中国外交决策的改进     

流动农民与市民间社会距离研究

利用2007年末进行的南京流动儿童家长、市民问卷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城市两大群体间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两群体间社会距离具有不对称性,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感知社会距离越小,同时社会网络有利于减小双方间社会距离.     

市民社会语境下的农民市民化

在市民社会语境下审视农民市民化问题,旨在突破“农民市民化”思维局限,着力于农民整体实现自己的市民社会。通过研究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及探究市民化语境渊源,发现我国的“农民市民化”仅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平等待遇问题,而更广泛的农民群体境遇的普遍提高仰仗于在市民社会中得以享有自主权利,分享全部的文明红利。研究认为,中国存在市民社会,农民与城里人同为市民,二者应当共同享受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当前农民市民化程度却相对较低。农民应当共建生活空间,自主争取权利,整合国家、各类社会群体、农民自身等各界力量共同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诈骗电话盯上社保卡 广大市民切勿轻信

案情:4月21日下午,天津市市民陈芳(化名)正准备外出,突然,家里固定电话响了起来。她拿起电话,便传来对方的声音,"您好,这里是津南区社保局,我叫胡昕。4月17日那天,您的医保卡在津南区刷卡透支了1068元。"陈芳觉事有蹊跷,说:"我没在津南区办过医保卡,更没有在那看过病。"对方又说:"我给你一个报案电话,你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     

全球化和市场、国家及市民社会关系的变化——对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和美国艾奥瓦州的比较分析

作为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纵向一体化对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区域的人类与景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地处美国的中部,还是地处阿根廷的南部,促使当地人无法立足的农业类型均是家庭规模的市场化生产。家户式的生产模式通常会趋于多样化。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处美国艾奥瓦州家庭式生猪生产商和位于阿根廷里奥内格罗省的家庭式苹果生产商,均由于纵向一体化的全球公司而从多方销售的独立生产商变为无法立足。它们对纵向一体化各种方式的抵制,证明了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也展示了可以怎样动员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来创造和控制各种可供选择的农产品市场网络。由于造成家族式企业主要弱点的原因各不相同,里奥内格罗省面临的是劳动力问题,而艾奥瓦州面临的则是环境问题,纵向一体化的机制在两地的实施也有所不同。因此,跨国公司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实现对价值链的最大限度控制,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负债。在两种环境下,跨国公司都试图既实行直接控制也实行分包,并通过分包减少抵制。对保留识别产品(identity-preserved products)分销的备选价值链进行正规化,为持续不断的抵制提供了一种结构。然而,反对更具持续性的结构的统治体制发挥了作用,阻挡了会给当地居民和生产商更多选择的政策。     

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必然性及其培育与建构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可能性的最深刻根源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持续深入,则又有赖于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充分发育。但是,建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决不意味着传统的国家与社会间的对立乃至对抗,而是要实现两者功能的交错与互补,即达到一种国家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功能透视

网络民族主义之所以勃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其它社会环境因素的综合效应紧密关联的;它非但以其崭新形态饱受关注,而且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并且非自觉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它尤其在促进公民意识生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推动市民社会建构等层面上发挥了独特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市民社会：约束条件与功能解析

“市民社会”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生活的主要表现形态,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已经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但历史上长期的专制统治和建国以来社会政治生活的曲折发展．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构筑起一系列保障机制,市民社会所具有的良性功能使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机制之一。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代议制立法活动之产品的法律制度的有限性,二是代议制自身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立法制度的有限性.前者在根本上乃是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体现,而后者则与代议制立法活动所尊奉的多数原则密切相关.在诸多论者为代议制立法提供的制度助益方案中,都透现着间接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民主原则所需要的内在机制,即讲求程序和中间层次,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聚合功能和意见整合功能.第三部门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社会成员零散的利益需求集中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志主张,更在于其针对立法展开的意见交往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能够使国家立法获致更完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