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7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LASSO筛选出影响居留意愿的因素,并利用次序logit模型研究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流动人口倾向于在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居留,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城市来看,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居留意愿存在差异.通过个体异质性分析,城市规模对高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已婚人士、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女性以及非农户籍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更大.因此,应因地制宜,针对不同规模城市制定吸引人口居留的政策.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逆库兹涅茨化"——基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角度分析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流动人口离城返乡的"逆库兹涅茨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了.利用CMDS 2015数据,研究产业结构对中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在加入个体特征与城市特征控制变量后,计量结果表明: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且随着教育水平和从事行业的不同出现分化特征.首先,产业结构对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其次,从产业内部看,产业结构显著降低了第一产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显著提升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而对生活性与社会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发现,产业结构通过提高流动人口家庭收入、降低失业率及提高城市绿化率来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法国的移民情况与移民政策

法国早在1945年颁布了《外国人入境和居留法》，同时成立了国家移民局，由移民局主管审查、接收外国劳工移民和入境居留期间的管理。1978年和1981年先后两次修订了《外国人入境和居留法》。规定无论是旅游者或做工者，都必须具备充足的经济来源，才能获准入境。     

驱逐出境制度:类型、标准与整合

以法律性质为研究视角,我国现行驱逐出境制度的主要类型包括刑事性的驱逐出境和行政性的驱逐出境.其特点是在适用范围上以违法犯罪行为为限;在性质上以惩罚(包括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为主要定位.但是,许多国家法律规定的驱逐出境适用对象并不以具有"违法性"情形的外国人为限,"非违法性"的外国人并不能免于驱逐出境的适用.同时,在驱逐出境是否具有"惩罚性"方面,国际上出现了不否认"惩罚性"与"非惩罚性"其中之一的趋势.另外,传统上以"入境前"和"在境内"作为驱逐出境类型划分标准的做法,受到了宪法平等保护原则的严重挑战.以"永久居留者"作为新的类型划分标准,则刑事性的驱逐出境适用于具有法定严重犯罪情形的永久居留者,行政性的驱逐出境适用于具有法定情形的非永久居留者.建议将来我国行政性的驱逐出境以行政强制作为新的性质定位.     

在青有功外籍人才可延长居留

据青岛人社部门有关文件,获得国家、省或副省级城市政府"友谊奖"表彰的外国专家;入选国家、省或副省级城市政府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外国专家;列入国家、省或副省级城市人民政府重点或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的外国专家;入选中国或所在国家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的外国专家;国外知名高校及科研机构中担任过终身教授、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国外政府机构和     

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及地区差异分析

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及地区差异进行探究。研究发现: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为61. 4%,较前两年略有提高。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不同地区间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户籍性质、婚姻家庭状况是影响各类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共因,其中,已婚、非农业户口、家庭化迁移程度高的人群长期居留意愿较高。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措施,提高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从而推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     

北京市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留京意愿探讨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在京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已成为绝对主体,其流动方式以核心家庭成员整体流动为主,而父母基本留在农村老家;在京居住时间的长期化加剧了利益诉求,群体内部的就业身份和经济收入差异明显.绝大多数农民工有较强烈在京长期居住意愿,年龄、居住时间、收入、就业身份、住房情况等变量对居住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建议通过细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5个维度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远大于落户意愿。二者影响因素的共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状况,差异体现在农民工自身长久利益的驱动等方面。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在经济条件优越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有更强的居留和落户意愿。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会增强农民工的落户意愿。作为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家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生计保障功能可以让农民工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不利于其在城市落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保障农民工的自然资本以促使其安心落户城市,提升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其安居乐业,改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其城市生存能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心理社会融入等。     

专科学历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专科学历流动人口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logistic模型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户籍、在婚状态、职业类型以及社会融入程度的专科学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显著不同,随着月工资收入的增加,其城市居留意愿显著增强,但随着住房支出的提高先增加后减弱;专科学历流动人口偏好于短距离流动,同时城市居留意愿随流动时长的增加而提高。因此,应进一步完善专科学历流动人口的就业保障政策和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同时积极促进专科学历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活动,进而提升该群体的城市居留意愿。     

专业市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研究——基于常熟服装城的问卷调查分析

以2008年常熟市服装城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流动人口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在流入地的生活形态、社会融合度等进行分析。从流动人口在当地生活适应情况、社会活动参与情况、与当地人交往频度、对当地新闻的关注程度、居留意愿和身份认同感等六方面进行考察,发现常熟服装城流动人口总体社会融合度偏低,居留意愿表达不强烈,其中暂留人口比滞留人口社会融合度低,说明居留时限是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