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境况、城市等级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西北地区的实证研究

城市成为各民族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地域空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是实现共居共建共享的城市民族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利用2014—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西北五省区混合截面数据,考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特征,分析流动者流动境况与流入城市等级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西北地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为强烈,就业属性、收入支出水平、流动时间、流动原因与流入地城市规模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正规就业与收入较高的少数民族流动者更倾向于长期居留于本地,近距离流动、流动时间长与家庭动因流出的流动者居留意愿较高。随着城市等级上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先下降后上升,流入地级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最低。     

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变化趋势研究——基于CMDS2012-2018数据的分析CSSCI

基于CMDS 2012-2018和年鉴数据,本文采用Arcgis可视化和Stata回归分析可知:空间分布上,边境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总体走低,与内地呈“剪刀差”趋势,局地分为“虚空化型”“稳定型”“波动型”和“聚集型”;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县域居留意愿更高。人群分型上,边境县域多吸引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流动范围上,迁入以省内跨市流动为主,迁出以向东部跨省为主。影响因素的历时变化上,个人社会特征作用方向不一致,呈“乡迁城”“低文化”和“家庭型”,但经济与社会融合变量作用相对稳定。其政策寓意在于:“经济人”“社会人”属性共同作用于该群体的居留意愿,“逆虚空化”政策调适需推动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     

年龄-时期-队列视角下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迁CSSCI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综合衡量了社会变迁下的流动人口流迁的期望性选择,本文基于CMDS(2012、2014、2015、2016、2017、2018)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模型分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探讨社会经济变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总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现下降趋势,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在年龄效应上呈现“U”型结构,时期效应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在队列效应上,初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超新生代流动人口到老年流动人口由于不同的社会变迁和流动环境,呈现出长期居留意愿上不同的效应系数。     

"老漂族"的类型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认知-行为"双维度框架

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对"老漂族"进行分类是实现公共治理的重要途径.依据"认知-行为"双维度框架,将其分为完全认同型、继续认同型、认同制约型和认同失败型四类.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老漂族"的类型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完全认同型"和"继续认同型"所占比重较高,"认同制约型"和"认同失败型"所占比重较低;"继续认同型"主要受到家庭禀赋的制约,"认同制约型"和"认同失败型"主要受到个体禀赋和家庭禀赋的共同影响,而社会禀赋对四类"老漂族"都发挥着影响作用;"认同失败型"向"完全认同型"的转变有内在驱动和外在驱动两条路径.因此,在"老漂族"的治理中需要遵循差异化策略.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 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验证了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当前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不改,长期居留意愿呈现出北方高于南方、东部高于西部的特点,且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华东和东北地区始终是“热点”城市集聚区。从城市包容度、社会融入能力和家庭特征三方面分析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入能力最为重要,其中已婚率、受教育程度、流入地已停留时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更高的跨省流动比例则会降低长期居留意愿。城市包容度的重要性有限,但医疗公共服务的正向影响增强,平均工资收入和住房支出两大经济因素亦开始凸显重要性。家庭特征始终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决策的一大因素,符合新经济迁移理论。     

椭圆旋轮线型罗茨泵转子型线设计

利用 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全国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城市内农民工的就业,增加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来增强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进一步对农民工个体异质性分析发现：低受教育水平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更容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区别。分析地区异质性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影响了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居留意愿,但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基于神经元的PID无菌包装预热控制技术

在从迁出地转移出来之后,我国流动人口的二次迁移（永久迁移）意愿出现了明显分化。在构建“推力—拉力—阻力—能力”的“四力”解释机制的基础上,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呈现出层次性特征,按意愿强烈程度依次是“长期居留”“家庭团聚”“户籍转换”和“置业安家”。迁入地拉力越大、个体能力越强、家乡羁绊与迁移阻力越小,则其永久迁移意愿越强烈;而来自迁出地及家庭的推力仅能提高其“户籍转换”意愿;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和“置业安家”意愿主要受到“能力”机制影响,“家庭团聚”与“户籍转换”意愿主要由“拉力”机制决定。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决策已主要遵循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逻辑,而不再是生存理性逻辑。     

居住证制度对在沪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上海市居住证评估调查的实证分析

以推拉理论为理论框架,使用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2018年11月有关上海市居住证评估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的计量方法,研究居住证制度对在沪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证制度会显著提高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通过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控制选择性偏差后,上述研究结果保持稳健。交互分析结果说明,居住证对租房的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抑制作用,对自购房的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具有促进作用。此外,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相较于农村户籍在沪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对城镇户籍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影响更大。并且,在沪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在沪工作生活情况、心理因素和家乡留守情况对其城市居留意愿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兵团流入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层非线性模型的实证分析

集聚人口与吸纳人才是兵团发展壮大、向南发展、维稳戍边的关键。该文利用分层非线性模型从时间、师域及个体层面实证分析了2014年至2018年兵团流入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入人口居留意愿呈上升态势,但师域间差异较大;居留意愿与师域社会保障水平正相关;居留意愿随个体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提升,研究生层次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随个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兵团对高收入群体的承载力不足,户籍性质差异造成的影响仍十分显著。基于此,该文提出简化落户程序,积极发展产业,加强低学历人群职业培训,提高社会保障,促进社会融合等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调查分析——以上海市普陀区和苏州市为例

以上海市普陀区和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spss、excel图形数据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特征、不同居留意愿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打算和困难以及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打算永久居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居留时间以及留在城市的准备和困难等方面与非永久居留和尚未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有显著的差异;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