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反对恐怖主义思想

恐怖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其成因主要有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影响,社会处于变革时期的极端反映,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负面因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并有新的表现等.中国政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认为打击恐怖主义应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并且不能持双重标准,强调发展是消除恐怖主义的有效途径之一.     

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两个务必”的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胡锦涛先后两次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强调了牢记"两个务必"的现实意义.探讨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根据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对"两个务必"的深刻阐述和赋予的新内涵,着重分析了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邓小平对"两个务必"思想的继承以及江泽民对"两个务必"思想的发展,从而阐明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坚持和发展"两个务必"思想的时代意义.     

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建国以后 ,官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障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断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老一辈革命家对于官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都有深刻的认识 ,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现状揭示了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通过深入实际、联系群众 ,建立严格的检查和监督机制 ,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等措施克服官僚主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虽然有一些不足之处 ,其宝贵经验对于我们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五代墓志对《汉语大词典》之补益

文章以五代墓志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学角度利用墓志文献进行语言研究,将墓志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运用词典学、训诂学、语义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对《汉语大词典》例证和义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有益商补,以期为《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和修订及汉语史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论长井代助的“多余人”身份

"多余人"一词虽源于19世纪的俄国文坛,但它本身却具有超时空性和普世性。夏目漱石《从此以后》中的长井代助就是一个与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有相似点,却又大有不同的"多余人"形象。代助是受过西方先进思想启蒙的"天赋的贵族",他对社会极度不满却不愿投入到改革社会的实践中去,只愿做个高蹈自守的旁观者。同时,他又敢于反叛日本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念,积极追求自我精神的独立,追求"自然"的爱情,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     

蒲松龄的“女郎诗(词)”与顾青霞

蒲松龄笔下有近百首诗词描写年轻女子的容貌情态和情爱心理,可总称为"女郎诗(词)",有赠妓姬、戏赠友人、代闺怨等三大类,其中以赠顾青霞、戏赠孙蕙的数量最多。从这些诗歌,特别是《梦幻八十韵》中,可以发现蒲松龄一生对于顾青霞最纯洁珍贵的恋情。由于对顾青霞的精神恋爱,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芳容髫齿、弱态生娇、充满诗意的女性,进而对男女关系进行思考,发表了"腻友"论,营造出一个关于男女友情和爱情的精神乌托邦。     

互否的言说,或成功的逆袭——叙述中的“中间代”诗歌

关于"中间代"诗歌的叙述多有矛盾、互相龃龉,这反映了"中间代"诗歌概念的不严密、含混与暧昧。但作为一次诗歌命名与运作,它是一次成功的逆袭,实现了其"反抗"与"凸显"的两方面的目的。"中间代"诗歌概念的生命力仍有赖于"中间代"代表性诗人的继续成长与自我完善。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在于,高标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强调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一体发展,提出民主政治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其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特征则为全面发展与渐进发展相统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论二程“以理代道”的理论建构及其旨趣

二程以“天即理”“性即理”“礼即理”建构其天理论,取代“天即道”“性即道”“礼即道”,确立“理”之至上本体地位,完成“以理代道”的术语转换。“以理代道”的目的,乃借“理”之分殊性统摄宇宙万物,以此连通“理”与“事”。这缘于在理论上言,“理”既可是至上无二之“一理”,又能是分殊蕴于万物之“万理”“众理”,正是基于此,二程强调由“一理”统摄“万理”,从而在哲学上解决了形上之“理”与形下之“事”的同一性问题,做到体用、理事不二。如此,从理的统摄性和万殊的差异性,形塑一个整体秩序,从而为其秩序学说奠定哲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