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苦与最乐

人生什么事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了的责任。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然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我的法式生活

刚到法国生活,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沉浸在法国料理的世界里,那时每天醒来的感觉都像做梦一样,充满不真实的兴奋感。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都待在法国,总有一天要离开,但希望那天到来的时候,我已经做好十足的准备,唯有如此,才不会辜负感官花园对我的栽培。所以只要在这里一天,我一定要善用每一分钟精进法国料理厨艺。     

坭兴留墨韵钢刃耀书风——广西工艺美术大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西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钦州市书法家协会终身荣誉主席王兆儒先生

在钦州,有这样一位在坭兴陶界数一数二的陶艺大师,同时他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艺术前辈．他诗、书、画、印皆通,楷、行、草、隶四体皆精,二篆、甲骨诸体皆能：他,曾经三渡重洋,弘扬国粹：他,就是国家文博专业研究馆员、著名书法家、钦州市书协终身名誉主席、坭兴陶大师王兆儒先生。     

试论宋代的乡村建制

对于宋代的乡村建制,学界多认同乡在宋代已从县之下的一级组织演化为单纯的地域概念,乡政与乡级行政组织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有到无的转变,被都、保体系所取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两宋时代,乡与乡政一直存在,都、保体系的建立与变动也未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组织重构,自然村落仍是实际上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认清这一点,对于把握两宋乡村社会至为重要。     

史浩诗辑佚四首

史浩(1106～1194),字直翁,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历太学正、国子博士、建王府教授等,孝宗朝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参知政事、尚书右仆射,拜右丞相,有《峰真隐漫录》五十卷,《宋史》卷三九六有传。     

论"文字"的本称是"书""契"

汉民族文字,即汉字,这一称谓毋庸置疑。但是,汉字在其初造的时候,是不是就叫“文”、“字”?抑或是其他称谓?试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论证汉字的最早称谓应是“书”、“契”,而“文”、“字”是后来的假借用法。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成果有近百种,其中最集中的是图书装帧形式,视角较为独特、新颖的,有文化、对现实的影响、装帧与时代的关联等。不足之处主要是学界存在不少重复介绍古书装帧形制的作品,具体内容、理论方法、认知模式、资料整理、研究队伍与结构等亦有待改进之处。     

麦都思与圣经《新遗诏书》译本

麦都思1837年出版的圣经译本《新遗诏书》,不能看作是对马礼逊《神天圣书》新约部分的简单修订,而应被视为是对新约的重译,此译本从核心词汇到翻译理念都截然不同于马礼逊译本。这一译本经郭实腊多次修订、出版,并更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最初几版修订本只是对《新遗诏书》作了细枝末节、可以忽略的修订。1853年,郭实腊的1840年版《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太平天国所修订、刊印,书名易为《新遗诏圣书》。麦都思主译的"委办本"《圣经》是优于《新遗诏书》的又一译本,这两种译本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麦都思前后期合作译经的中方译者所享有的翻译自由度不同所致。     

朱熹漳州刻书的文献学追求

朱熹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从事著述讲学活动,其学术活动集中体现在对儒学经典的整理、研究、诠释、刊刻和儒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学体系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的。朱熹知漳州期间,曾积极致力于播儒教、敦风俗的活动,刻书就是其履行“长民者”之责、施行教化的一种重要手段。朱熹漳州刻书,既传播了儒学思想,实现了礼义教化,又体现了其文献学思想的追求。     

画坛“扬州八怪”与盐商

“扬州八怪”是中国绘画史上一批风格相近的画家总称,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主要靠卖画为生。盐商在扬州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奢靡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精神消费品的需求量大增。“文之极,画也”,盐商对绘画作品的需求拉近了与“扬州八怪”诸多画家之间的距离,画家依附盐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使“扬州八怪”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独特的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