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沟通的现代障碍及其理论出路

与前现代不同,现代社会中老年人与养老者之间的沟通障碍是与现代社会的结构及运行原则紧密相连的:文化的多样化和歧异化加深了代际隔阂和代际冲突,正式的退休制度强制性地使老年人离开正式组织和主流社会,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和核心家庭化将老年人排斥于主流社会生活之外,意识形态上的"青年取向"贬低了老年人的价值观.卢曼的沟通理论以意识系统的自主性代替了人的主体性,从而为解决养老沟通的现代障碍提供了理论上的前景:老年人不仅需要正常的沟通,而且也有天然平等的沟通能力;通过张扬老年人的沟通权利,消除社会对老年人的偏见和歧视,培训养老者的沟通意愿和能力,是可以扭转老年生活的"去社会化"定位为"再社会化"定位的.     

快乐暑假 有“我”陪伴

正夏天的雨一场接着一场下个不停,给大地万物送来甘露,水稻争先吐穗,荷花在风雨中散发着芳香。这个时候,孩子们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暑假,村口学校朗朗的读书声消失了,平日里安静的寨子不时回荡着孩子们的欢笑声。儿童福利主任们利用暑假组织儿童和家长开展各类活动,陪伴他们快乐安全地度过暑假。云南省盈江县项目区的暑期活动暑假期间云南省盈江县项目区儿童福利主任组织了两次儿童暑期     

民族法制的中国经验及其贡献

在中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并进一步巩固发展，这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结果，它为当代国际社会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对民族团结概念作宪法安排以建构公民认同；以少数民族干部制度作为沟通的制度性安排；自治权作为发展权的制度设置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设立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独特安排，保证了民族关系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以多元与一体并存的发展形式，保证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平等共同发展。     

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思考

律师的权利,是律师依法独立执业的基本保障。律师只有享有法律赋予的必要的、充分的执业权利,其“保护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业使命才有可能实现。尽管我国现有立法中对律师的权利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由于立法规定的简略、笼统或不适当,导致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这些重要的权利在适用过程中阻力重重。必须在立法上完善我国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使我国律师在法律上获得充分的权利,以维护律师的执业形象,促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关于排除传闻证据的理由、范围和意义的思考

在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传闻"的危险.因此,在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时,应首先将这些"传闻"排除.排除传闻证据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传闻证据不真实和不可靠,而是若采纳该证据就剥夺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对质询问权;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也不应当仅仅是指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至少还包括迟缓的对质询问、先前的对质询问、双方当事人同意等,而且这些例外还必须符合其他特定条件;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无助于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恰恰相反,证人出庭作证是传闻证据规则得以运行的前提.关健词: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排除     

对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的思考

如何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课题。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六大,党成长壮大的每一步,都与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息息相关。目前,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还存在一定问题。我们必须从党的建设的全局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努力建立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     

社会保障权的概念分析

现有社会保障权的概念在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条件、目标和义务主体等方面存在分歧或偏差。从“社会保障”、“权利”这两个关键词的内在规定性出发,分析社会保障权的外延,可以认为,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在特定情形下,为保障生存安全或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获得国家物质帮助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一个有条件和限度的、有层次的权利束,包括特定的主体、内容和客体。     

网络反腐中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的适度边界

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反腐倡廉的新方式,它一方面强化了对政府官员个人权力的监督制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侵犯政府官员民事权利特别是隐私权的法律风险.在网络反腐中,保护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不仅有利于维护人格尊严,而且有利于化解隐私权与知情权及监督权的冲突.但基于政府官员的特定身份,其隐私权保护应定位于公共利益除外标准,坚持适度保护原则,合理划定保护范围.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安乐死”问题的再思考

安乐死问题涉及到医学、法律、哲学等诸多领域,对于安乐死问题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这两种声音。安乐死并不与伦理道德相冲突。反对安乐死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伦理道理驳斥另一种伦理道德,不具有科学性。安乐死问题与生命权体戚相关。安乐死某种程度上是生命权的表现形态之一。安乐死立法是建立在发达的医疗制度、法律制度等基础上的。当下中国对于安乐死立法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现实而谨慎进行,对安乐死的条件、程序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界定。     

《民法典》"人-物"对立逻辑的校正——民事权利体系解释的起点

基于人只能是目的的现代伦理观念,解释《民法典》的民事权利体系应坚持维护法律人格概念的纯洁性。然而,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经常相伴而生,同时存在于一个交易的场合,在考虑人格与财产区分的观念时,也要承认这种不同利益相互交织的现实。财产权从来都与人格密切相关,即使法人这种为财产关系而设的拟制主体,也是为了实现人的利益需求而设,而只有生物人的伦理意义即法律人格才是人格和财产区分的真正依据。市场交易不会以"人-物"对立区分的界限去定义所有可能的交易形式,即使是只能作为权利主体的人,也可能产生许多能够交易的内容,例如人的姓名、肖像等人格符号,即以"物"的观念来看待"人"。同样,物不会真的和"人"脱离,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和人格联系,从而在交易中表现为不像是单纯的客体,即以"人"的观念来看待"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