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思：两湖地域文化书写的审美意义与思想价值

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世界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域文化传统角度观照两湖现代文学,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两湖现代作家浓郁的忧国忧民的经邦济世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国天下的“大写”之中往往交融着强烈的屈原式的孤独个体性感受和愤懑激情,这是两湖现代文学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书写的“异彩”与特色;与此平行的另外一条思想脉络是以老庄为起源的道家文化以及后来的佛禅文化,在两湖现代文学写作中亦有不同凡俗的表现。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为读者提供了面貌各异的地域风景、风俗和风情场景,增强了文学的地域色彩的丰富性,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审美体验,其中,楚地巫骚文化的书写不仅是一种审美意义的呈现,而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已经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关注,其间的得失成毁也足以引人深思。     

翻译中的符号学意义体现——以《飞蛾之死》三种译本为例

符号学将语言符号的意义划分为语用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翻译过程中对这三种意义的正确理解有助于准确科学地传达原文的意思。选取陆谷孙、黄梅和刘须明三位译者的《飞蛾之死》译本片段,讨论符号学三种意义在实际翻译中的体现。     

宋代女性的拒巫活动

宋代巫风盛行,女性中既有巫术的笃信者、信疑参半者,也有对巫术持否定态度者,本文通过对女性柜巫态度及行为表现的考察以展现其特有的精神风貌.     

《红楼梦》习语翻译策略的对比研究

目前对<红楼梦>两译者在翻译策略取向是归化还是异化上存在着争议.大部分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杨译多采用异化:而霍译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结合定量与定性的方法,从归化异化的角度研究杨氏和Hawkes<红楼梦>译本翻译的研究目前很少.本文将针对形象习语的翻译策略在结合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两版本在习语翻译策略上并无显著差异,反而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两译者在49.1%的习语翻译方法和策略上都一致;而且异化在两版本的习语翻译中都占主要地位.     

巫瞽文化与六诗之衍生

《周礼》中记载的“六诗”是中国早期乐诗形态,蕴含着丰富的王官文化信息.大师作为瞽睬之长,掌教“六诗”,主要服务于上古王官之学.由于周王朝对百工技艺教育的重视,瞽睬在当时社会分工中被选为文化传播主体,在典乐诗教体系中,瞽睬大体承担着管理、授学、表演等具体职能.这对早期“六诗”的生成传播产生了重要意义.伴随巫瞽文化地位的丧失,周代“六诗”亦逐渐走向衰落.     

湖湘巫觋人文的诗性烛照 ——论马笑泉《巫地传说》

马笑泉的《巫地传说》以奇人、奇事为中心,在时代蜕变中为读者展示了一帧帧湖湘斑斓独特的巫觋人文图景。在展示这些巫觋人文之时,马笑泉并非一味认同和亲和,也不是简单地批判与否定,而是认同和拒绝、疏离和亲近的交织,是理性批判和感性认同的激荡,是持存的超越和失去的惆怅的融汇。同时,《巫地传说》在结构处理、“志怪”取向上,也是独具一格。     

《论语》理译本成功背后权力的介入

顺应翻译学的权力转向,文章探讨《论语》理雅各译本成功的原因。该译本一经面世就赢得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这是由于理译本分别符合了西方的传教士、殖民者和汉学家这三类主要读者的阅读要求,这三类读者分别代表了三大权力：宗教权力、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些权力对译者的操纵在译文中也有所体现。从《论语》理雅各英译本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关系和权力机构是怎样操控翻译事件的。     

特别翻译的背后——离散经历对辜鸿铭典籍英译的影响

在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中,辜鸿铭首先选择翻译的是《论语》和《中庸》,他的译本和其他译者(包括汉学家)的译本比较起来有诸多特别之处,他本人也在《论语》译本的副标题中表明他的是一种特别的翻译.在决定译文这种特别面貌的各种因素中,辜鸿铭本人独特的离散经历对他的翻译心理、译本的选择及翻译策略的采用起着关键的作用.     

孟姜女传说在湘西地区流传原因初探

作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的孟姜女传说在湘西地区有较为广泛的流传,并对当地群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流传不仅与湘西古代社会和历史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更与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心态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