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的知识分子立场

巴金《随想录》揭示了作家在非常岁月里的心路历程,从中引发对知识分子立场问题的思考。巴金在＂文革＂前期陷入盲从、丧失自我立场,需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中寻找根源。通过写作《随想录》,巴金努力挽救知识分子奴化形象,维护自我独立人格;《随想录》体现了作家进行自我剖析与自我忏悔的艰难性,在建立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的路途上,巴金以写作《随想录》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憩园»接受的三个视阈

«憩园»作为巴金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之一?在对家庭生活的反思上承继了«激流»系列的精神启蒙?但 也因作者对人生和家庭问题的思想转变?启蒙的内核出现了一定变异? 在«憩园»里巴金不再热情激昂地批判封建旧家?转而 以一种温情和悲悯对小说中的人物报以无差别的人道主义关怀? 不同于巴金在其他作品中采用的单线结构?作者在«憩园» 的叙事中采用了多线并进的手法?在较短的篇幅中包含了繁复的内容?形成了其复调品格? 因此启蒙的承继与变异、人道主 义精神和复调品格就成了讨论«憩园»接受绕不开的三个接受视阈?     

巴金的“三个先生”

百岁高龄的文学大师巴金,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生涯时,不只一次地说过“:我有三个先生,即母亲陈淑芬、轿夫老周、编辑吴先忧。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朋友吴先忧教给我‘自我牺牲’。这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巴金的第一个先生是母亲陈淑芬。她生长于书香门第,为人宽厚、谨慎。闲暇时喜欢读书吟诗。巴金曾经深情地说:“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或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无论有多少难言的委屈和辛酸,巴金看见的母亲永远都带着温和的微笑。有一次,家里…     

巴金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对巴金晚年思想和作品的评价中,人们附加了太多的意识形态成分,离他的实际思想和创作状况甚远。巴金生命的最后年月里,围绕着他的议论越来越尖锐。这只能说是一种巴金研究现象,而不是一般学术意义上的巴金研究。我们现在重新研究巴金,阅读巴金,阐释巴金,把巴金作品的意义引向多元的复杂的当代理解,应关注到一大批被原来的文学史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作品,重新来阐释和挖掘其中的思想意义和艺术内涵,使巴金的作品与青年人的当代生活理念结合起来,积极发挥巴金作品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这是对巴金最好的纪念。     

巴金研究:现状与问题--李存光学术访谈录

巴金是我国目前在世的最后一位现代文学大师。本访谈约请著名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先生,从六个方面对巴金研究的现状和突出问题,做出了全面、深入的评析。这些问题,既涉及到诸如对巴金研究现状的总体评价,巴金研究的资料、方法与学术机构设置等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更深入到诸如“家”文化现象与巴金的“国”“家”观,巴金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随想录》的历史评价与巴金的人格,巴金作品语言的艺术性等巴金研究中的前沿课题,具有较强的总结性和前瞻性。要言不烦,深入浅出,既不随波逐流,又不回避问题。对于推动当前的巴金研究进一步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讲真话"利器对社会的辐射与流播

巴金的"讲真话"真实反映人民呼声,具有人民性的价值."讲真话"有三个层面的内涵: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巴金认为"讲真话"就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人品与文品一致",也就是要"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随口说出轻而易举,但践行起来碍难重重.从1957年反右到1976年"文革"结束,批斗会使用政治高压手段,迫使人们表态,说假话.文革10年,谎言成了真理,说真理倒犯了大罪.封建专制之下必然产生奴隶意识,"大老爷"审堂,屈打成招,"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讲真话"作为一种利器,其锐利的锋芒辐射到社会、教育、文学、修身等各个方面,无论文学巨匠,还是学者编剧,都高度评价"讲真话"的深远影响与重要意义.当然也有国内外人士对之进行批驳.在"百家争鸣"中,接近真相、接近真理.     

巴金晚年思想的再思考--重读《随想录》和《再思录》

巴金晚年的思想集中表现在《随想录》和《再思录》中,其核心是对"人"的呼号与探索.无论是坚持"反封建"、提倡"讲真话",还是"寻找理想"、"愿化泥土",都是旨在"做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说"我不是文学家"、"我不追求技巧"等等,其实质也是在讲"做好人".     

对觉新形象的再认识

从人性的角度,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对巴金巨著《激流三部曲》的中心人物－－觉新的形象进行再认识。觉新在年轻的与年老的两代人、新的与旧的思想斗争中,始终站在前者一边。他不是封建势力的“帮凶”,而是个善良的“好人”,是做了“坏事”的好人。他的种种经历和不幸的遭遇,促使他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逐渐清醒,由一个软弱者逐步转变为一个具有抗争精神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