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将军 情系故乡——记江西省军区原司令员邓克明

1963年2月16日傍晚,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邓克明来到他的家乡湖南安化县通溪公社合群大队荣华生产队探亲,住在他四弟邓必范家。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它创立于拿破仑时代，曾为法国培养了几任总统与总理。巴黎高师是文、理并行不悖的综合性学校，有着一流的研究机构和辉煌的学术成就，大批优秀的顶级人才从这里走出。     

“小巴黎”布鲁塞尔

比利时位于欧洲西部。进入比利时好像进入一个绿色世界,这里不是草坪便是茂密的森林。比利时的森林面积占全国总面积20%,是世界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国家之一。比利时1830年10月宣布独立,1839年得到所有欧洲国家承认,是欧洲联盟的成员国。外贸是比利时的经济命脉,比利时因此成为世界第十大进出口国。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最新进展——《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及其影响

《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为继承并发展《京都议定书》创设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提供了规范基础。实施细则以《巴黎协定》“全球共同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为根本原则,强调促进国际碳交易的共同性与公平性。缔约方围绕提升国际碳市场的减排效力、碳市场如何助力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京都议定书》遗留碳信用的过渡达成了初步共识。国际碳交易活跃度将大幅提升,并产生正面的经济和技术溢出效应。结合国际碳市场建设的实践,缔约方真正执行细则中的相应调整机制、全球碳排放的全面减缓功能和份额收益原则仍将面临实质性的政治阻碍和技术壁垒,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碳市场受阻,中短期内国际碳市场缺乏多边主义的共识。缔约方需继续强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全球气候治理的顶层设计,争取在更高的气候目标下实现区域碳市场谈判的重大突破。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碳市场的构建和运行,基于国情加快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体系,警惕国际碳市场成为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工具,切实维护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     

多边气候条约中遵约机制的转型——基于“京都—巴黎”进程的分析

“京都—巴黎”进程肇始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并以《巴黎协定》生效为分界线,构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国际气候法律秩序。为了实现各自目标,遵约机制得以生成,并分流为“京都模式”和“巴黎模式”。相较于“京都模式”而言,“巴黎模式”在遵约形态、遵约动力、遵约主体和遵约判定等方面均有所转型：在遵约形态上,呈现出从“促进遵约+处理不遵约”到“促进遵约”的范式切换,在遵约动力上,完成了从“强制遵约”到“自主遵约”的结构变迁;在遵约主体上,展示了从“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规则渗透;在遵约判定上,蕴含着从“自上而下”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逻辑迁移。从2021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来看,“巴黎模式”将继续强调“国家能力+各自情况”,并给予不同缔约方以区别对待,但囿于“强共同责任+弱区别责任”框架,这一“区别性”要弱于“共同性”。与此同时,在“促进性”和“灵活性”的价值导向下,“巴黎模式”将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的功能定位,并将肩负更艰巨的使命。     

霍乱、面包与谣言——论1832年巴黎的拾荒者骚乱

第一次全球性的霍乱危机肆虐巴黎长达半年之久,导致法国首都死亡多达18 402人。为了防止霍乱疫情的扩大,巴黎警察局领导开展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卫生运动,积极推动环卫承包制度的改革,要求更为迅速、更彻底地清理城市的生活垃圾,并由此和拾荒者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致使后者发动骚乱。在骚乱期间,怀疑霍乱的存在并有人投毒的谣言纷纷四起,而且引发了不少袭击甚至虐杀无辜者的暴力事件。尽管拾荒者的骚乱和谣言危机只持续了一周左右,却淋漓尽致地呈现出路易-菲利普政府主导的卫生运动和最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某种意义上,七月王朝在处理霍乱危机时所表现的无能强化了大革命以来法国社会陷入膏肓的印象,促进了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激进思潮的传播。     

把石佛村变为河南的798——访石佛村艺术公社发起人、画家黄国瑞

5月7日,石佛村的村民们家家户户都在紧张建房中,街道上堆满了大沙、石子、水泥板,还有许许多多的砖块,很多民工正在忙碌着。在这一片忙乱中,时值石佛艺术公社成立两周年之际,和谐石佛国际艺术大会从容召开。用红砖块临时摆成的主席台、鞭炮、锣鼓队以及就着附近的沙堆、砖堆进行的艺术创作,完全与当时的那种场景融合在一起,甚至让人感觉整个艺术大会就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还有本地的村民们一起在这里探讨艺术。     

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力政治逻辑及其超越

全球气候治理镶嵌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国际权力格局当中,传统国际政治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效及其治理体制的建构。传统国际权力政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某些国家凭借权力迫使其他国家接受或其自己拒绝接受某一国际碳减排协议;二是南北斗争直接影响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效,南北双方围绕碳空间和碳减排义务的分配展开激烈斗争;三是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制定权分配上的国际竞争,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在低碳经济规则制定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竭力维护其在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全球气候治理中权力政治逻辑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及该状态下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直接原因是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是南北斗争的权力政治产物,也是调和权力政治的润滑剂,同时也是引发新权力斗争的根源。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趋紧的刚性约束下,对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成为新一轮国际权力政治的核心内容。全球气候治理欲超越权力政治斗争,必须既尊重国际政治的现实,也要进一步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一条现实制度主义的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具有权威性...     

论《巴黎协定》的主要机制及其气候变化控制效用

2015年12月12日,《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1次缔约方会议上获得了196个缔约方的一致认可.有人认为,《协定》是既《京都议定书》之后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又一实质性文件.那么,其“实质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尝试着从《协定》的国际法律规范的本质入手,以其资金和能力建设两大核心机制为研究基础,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运用法律机制效用理论衡量其在气候变化控制中的效用价值和限度,以对之做出客观评价,同时也为后续实施提供注意事项参考.     

巴黎事件与欧洲穆斯林问题

近期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再次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关于欧洲的伊斯兰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辩论。本文通过分析该事件对法国反恐和移民政策的直接影响、欧洲穆斯林问题的现状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践和演进,指出以上两个命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言过其实的神话。事实上,从长历史的角度看来,欧洲正在尝试的规模空前的新社会融合进程才刚刚开始,目前要想判断其成败无疑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