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以色列建国后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内容上看,现代希伯来文学更多表现犹太人在传统与现代、本体文明与外在同化相互纠葛之间的内在心灵冲突。近半个世纪以来,活跃在文坛上的以色列作家主要有“本土作家”、“新浪潮”作家及其之后出现的第三代以色列作家。在我国,对于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译介始于“五四”前后,当下的情况是,小说、诗歌等文类的作品逐步得到译介,对于现代希伯来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也正在起步。     

图像证据与希伯来神话意象的阐释

随着近东考古学的发展,希伯来神话的图像学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瑞士学者奥特玛·基尔的专著《圣经世界的象征学：古代近东图像与〈诗篇〉》运用大量古代近东文物图像解读《诗篇》中的神话意象,初步建立了希伯来神话意象的图像学研究范式。以奥特玛·基尔为中心,形成了“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的研究经验显示,需要尊重图像的权利,注意图像阐释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高谈阔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系列讲座

主持人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著名学者艾森斯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1923-2010)实施了他的多元现代性研究。他要考察的问题是:现代性是多元的吗?源于轴心时代的西方现代性是全球依循的统一模式吗?结果他发现现     

希伯来圣经性别结构批判

希伯来圣经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部文化经典,其潜在的性别结构有着深层的男性中心主义特征。圣经在本体论阐释、人类阐释、历史阐释以及价值阐释等诸多方面均表现出了父权制的遗痕。圣经是一部男尊女卑的书,是一部在两性关系上统治与被统治的经典,面对这样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女性的独立与解放有必要从自身的价值出发,以人类与自身的需要和权利为基础来建构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     

智慧与对上帝的认识——透过迈蒙尼德的眼光读《约伯记》

在《希伯来圣经》中,"智慧"(或者说"知识")是个重要的论题,它通常被视为沟通神学与人学的中介.从神学角度看,"敬畏耶和华乃是知识/智慧的开端"(箴1∶7,9∶10;伯28∶28)②构成了圣经独有的智慧观,就此而言,智慧在于听从、遵行上帝启示的律法诫命(申4∶6),"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申6∶18等);从(人)学角度看,智慧在于人际相处之道,在于懂得孝敬父母,谨守勤劳、节制、公正的传统美德,拥有智慧能给人带来长寿、财富、荣誉、享乐及平安,总之是一切幸福的源泉(箴3∶16-18等).不过,即便在日常生活领域,智慧的获得也离不开对上帝的敬畏,离不开对摩西传授的律法的遵行,甚且,由于行善或作恶——或者说蒙福或受惩——的标准在于是否尊奉律法,因而在《希伯来圣经》的主流思想中,智者乃是那些"义人",而"恶人"则成为愚蠢者的代名词(箴4∶10-27;诗37∶30-31等),从这个角度看,智愚之别与善恶之分直接对应且密切相联.     

希伯来先知的伦理观与言说方式

“神说”、“子曰”、“什么是……”分别代表着古代希伯来、中国、希腊文化中的形式化了的三种不同言说方式.无论是中国古代孔子的言说特征,还是希腊苏格拉底的言说特征,似乎都缺乏“神说”这种希伯来先知与上帝直接对话、交流的文本层面.通过论证强调了古代希伯来先知这种独特的“神言”的言说特征,指出其与中国古代孔子言说特征的不同,以及带给我们今天思考和反观汉民族古代伦理思想体系的启迪.并指出当代学者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更侧重于希腊文明,而对希伯来文明较少着墨这一不平衡现状.     

性别政治与“上升的修辞”——希伯来经典关于女性书写的双重叙事

古代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在性别政治结构中作为“第二性”的不平等地位表现在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希伯来经典主导叙事中关于一个个女性命运的故事文本上。然而从整体叙事来看，其中同时也存在着女性不甘于接受父权制社会的绝对法则，寻求通过突破两性关系中既定的自身从属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特殊历史关头获得了性别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的书写。她们对男权抵抗的行为与希伯来经典宏大的主导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传达出另一种声音，这另一重叙事构成了关于女性书写意味深长的“上升的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