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多中心治理理论,打开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视角,并与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当前,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基层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农民参与性不强、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提出基层政府应搭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整体性框架;社会组织则对接政府扶持,协调乡村文化治理;农民应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企业竞争性参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通过多方参与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文化治理难题。     

脱贫与发展:后脱贫时代行蓄洪区生态发展补偿制度的建构

行蓄洪功能的规划与承担使行蓄洪区几十年来的发展空间一直受到限制,因困致贫的问题尤为突出,也必然成为后脱贫时代行蓄洪区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困扰因素.必须启用新的制度设计思维,启动不同于生态补偿的生态发展补偿制度,以生态功能优势换取持续发展空间,推动行蓄洪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生态发展补偿制度是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     

基于DPSIR-TOPSIS模型的安徽省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其障碍因子研究

为筑牢安徽省耕地生态安全屏障,测度安徽省耕地生态安全健康动态变化和障碍因子,研究通过构建DPSIR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安徽省2000-2017年耕地生态安全指标进行测度,分析安徽省耕地生态安全健康状态,再选用障碍度模型对指标剖析,确定安徽省耕地生态安全健康值提升的障碍因子.模型运算结果表明安徽省耕地...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以行政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范例

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域协同研究正如火如荼,但现阶段学界尚有待阐明区域协同瓶颈之因并提出解决之法及相应的区域协同新机制。本研究试图聚焦于此,在理论层面梳理区域协同瓶颈产生机制与区域协同新机制,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进行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在实证层面检验本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案例分析发现,以机关事务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治理尺度差异,这与中央政策调控共同构成协同的内外动机,驱动成渝地区深化合作意愿,卷入区域协同;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两地机关事务标准化协同工作中亦有所披露,并阻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协同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案例分析结果:推进协同地区加强行政治理协同、推进治理尺度统一具有紧要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标准化执行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的行政治理协同增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互信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此外,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干部协同卷入的奖惩机制不完善,行政治理协同还需大力推进,两地协同仍有较强的地方本位意识。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地方保护现象是长久以来中国实行区域分治所衍生的治理产物,消弭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区域一体化思维成为协同瓶颈破局之必然要求,而基于行政尺度视角出发的行政协同治理则可能通过为地区卷入协同建构与区域空间相适配的治理尺度,从而成为区域协同必然的路径选择。并且,协同是基于时间矢量上不断发展变换的过程,地方政府应当通过牢牢把握不同阶段中区域协同"动机—路径—目的"三核心元素以寻求合理的区域协同合作。     

论成吉思汗对西域的统一管辖

元朝时期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治理是探索我国历朝管辖治理西域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对该地的统一和管辖进程,更具有开创性质和重大意义,故理应得到关注和重视。以往这方面成果不多。本文依据文献史料,在参考学界前贤研究基础上,对成吉思汗兴盛后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一进程和经营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以此求教于方家指正。     

旅游者行为影响下的海岛生态脆弱性研究——以大连市长海县为例

与沿海地区相比,海岛更容易受到人为干扰,特别是旅游活动。文章以长海县为案例地,根据暴露度—敏感度—适应能力框架构建旅游者影响下的海岛生态脆弱性指标系统,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运用多样本潜在类别模型从人口统计学特征层面分析旅游者行为。研究表明：(1)2007—2018年,在旅游者行为的影响下,海岛生态脆弱性指数由0.123急速增加到0.203,E-S-A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由0.282升高至0.409,标志着旅游者对海岛生态脆弱性的影响加大。(2)长海县旅游者分为发展型与萌芽型,行为表现尚不成熟,分别占海岛旅游者总人数的83.4%和16.6%,对海岛生态脆弱性均产生影响。(3)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层面,不同性别、年龄、学历的旅游者行为对海岛生态脆弱性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学历对发展型海岛旅游者的行为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不同收入的海岛旅游者行为对海岛生态脆弱性的影响存在差异,高收入旅游者行为对海岛生态脆弱性影响较小。(4)海岛旅游者行为的规范应重点关注住宿、购物、娱乐3个领域,注意弱化性别、年龄差异,注意学历差异。     

生态文明视域下海南农村企业的创新发展

在海南,为数众多的农村企业是生态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和使用者,它们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与生态资源密切相关。梳理海南农村企业发展历程,有利于更加有效地评价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促进海南农村地区乃至整个海南岛的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海南农村企业要实现创新发展,从“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型演变为农村企业与龙头企业型,需要以生态文明建设助推规范发展,以生态价值为依据调整产业结构,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加大金融投入力度,强化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