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士入农——对"焚书坑儒"的另一解读及现代之思

除政治、思想等原因之外,秦朝当权者更基于一种社会经济考虑,将一次“廷争”渐次升级成“焚书”和“坑儒”运动,最终构建出一种解决劳力不足问题的变通手段:政府采取“灭学”的方式一再“逼士入农”,试图以此调整人口结构,进而相对扩充劳动力,缓解经济危机。此一改革理念,在当代社会转型之际,足资知识分子反思!     

“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施玮小说《放逐伊甸》解读

《放逐伊甸》再现了诗意的20世纪80年代向功利的90年代演进的过程,描述了受人文主义洗礼的一代人怎样被时代所裹挟、挣扎、失落及顿悟的艰难历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幼被灌输"士"的责任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肩负着"五四"精神的传承,被铸就了"重精神、轻物质"的人格体系,但在社会价值体系被颠覆下的时代,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着生存发展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与裂变,这是一种暂时的精神"短路",还是一种"现代性"的必然?是一类人的性格悲剧,还是社会历史的悲剧?较之于同类题材的写作,作家的海外身份与哲学、宗教意识观照出了哪些全新的意义?新世纪前十年早已过去,以上问题仍没有答案,反而生发出了更深的意义。     

左翼知识分子与延安文学体制建构

左翼知识分子是延安时期文学艺术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参与者与建构者。1936年底,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受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的召唤,大批进步文人与左翼作家奔赴延安革命解放区。初来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按照五四新文艺路径进行文学创作,尖锐批判和深刻揭露解放区存在的不良现象,引起党内干部和战士的极端不满,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矛盾日益突出。经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左翼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延安战时环境的特殊性,积极转变立场,主动改造自己,深入群众生活,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把延安文艺运动推向高潮。     

论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及其启示

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中,知识分子是其整个政治思想的核心理论之一,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担负着统一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使命,在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中的比重及其作用越来越大,在各类社会活动中,知识分子也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因而进一步深入研究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和意义。     

人间炼狱中的渡人圣者——论《萨勒姆女巫》中悲剧英雄的蜕变历程

《萨勒姆女巫》是一部因个人过失在无序的世界中丧失身份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道德升华、完成救赎的平民悲剧。米勒开拓性地塑造了一位平民悲剧英雄并表达了积极乐观的悲剧精神,激发了观众的共鸣和心灵净化之感。该剧专注于社会改造和道德净化,力图为陷于生存困境之人提供道德启谕。笔者在总结米勒独特悲剧观的基础上从荣格个体化理论的视角分析该剧主人公向悲剧英雄蜕变的心路历程,阐释该剧现代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关怀,挖掘其独特艺术魅力和深刻思想主旨。     

晚清传统知识分子的“三不朽”之路 ——以津门名士徐士銮为例

作为晚清传统知识分子代表的徐士銮,深受传统儒学价值观的影响,其一生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独立的人格操守;在中国近代化变革的过程中,他本欲积极进取、立功名世,却缺乏济世救国之良方,最终不得不选择壮年隐退、立言著述的人生道路。徐氏的人生悲剧,彰显出传统思想文化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现实困境。     

乡村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论纲

当代中国乡村知识分子具有文化的兼容性、知识的实用性、政治的先导性和道德的示范性等特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知识分子的科技支撑、政治参与、智力支持、道义推动和知识引领.要发挥乡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就要深化对乡村知识分子的认识、增加乡村知识分子的数量、提高乡村知识分子的水平、调整乡村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改善乡村知识分子的待遇.     

自我角色认同的尴尬与无奈--析2001年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

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 ,知识分子陷入了极为尴尬的生存困境 ,于是为了争取世俗社会的认可 ,他们逐渐背弃坚守的精神品格而选择了附庸性的生存方式。新世纪之初的一些作品对此进行了深切的关照。它们表现问题的深刻 ,使我们不得不深思 :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建立与当代社会契合的精神性问题。这将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话题     

危机与超越--张承志文化身份认同个案分析

作为当代文坛理想主义作家之一的张承志,由于历史、文化、信仰、血缘、性格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他文化身份的多样性.其中各种因素缠绕错杂、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身份认同体系.本文将借助文艺学新兴的文化身份的研究方法,从知识分子、民族、宗教三个角度对张承志文化身份的认同体系作一个尝试性的描述.     

被消费的普罗米修斯——关于20世纪中国启蒙的思想札记

几代最优秀的民族知识分子,前仆后继,上下求索,杀生取义,舍身成仁,都是为了履行“盗火者”神圣的使命。他们相信,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斗争”。然而,回首往事,一个世纪“为真理而斗争”的全部收获,却是如此微茫难求。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命运,与拜伦在诗中所写的普罗米修斯是如此的相似,尽管尚不能断言这个理性之神是否已经死灭,但它在现代百年中国之历尽磨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