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年鉴框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

党的十七大做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部署。《地方志工作条例》把编纂地方综合年鉴作为政府地方志工作的任务之一。年鉴作为社会公益性文化产品,继改革开放第一个热潮后,又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但就综合年鉴自身而言,要有新发展、新突破,唯有创新才能取得。年鉴要创新,首先要创新框架。框架是年鉴内容和结构的总体设计,是年鉴的“骨架”。它不仅体现了年鉴的体例,而且框定了年鉴的内容,并明确了信息资料的归属和层次。     

关于县市级年鉴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分析与思考

县市级年鉴是地方综合性年鉴的主流。其数量最多,参编人员最众,是年鉴大家族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其所记载的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其发展现状从一个侧面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水平,代表了全国县市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年鉴发展的基本水平。因此,重视对县市级年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的研究是中国年鉴事业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向。     

年鉴助我工作步步深入

我到厅办公室工作,领导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编辑河南林业信息刊物并负责给《中国林业年鉴》和《河南年鉴》提供资料。20年了,我从厅办公室的一名信息员逐步成长为厅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从编写信息为年鉴撰稿到起草综合文字材料,职位、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为年鉴撰稿的任务和年鉴特约编辑的身份一直未变。     

陕西年鉴社

《陕西年鉴》创刊于1987年,20多年来,《陕西年鉴》紧密配合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如实记载陕西人民的辛勤创造和光辉业绩,忠实记录全省改革发展的沧桑巨变,并以其内容丰富,翔实,信息庞大,成为反映陕西、宣传陕西的地方历史文献资料,为领导决策、科研工作者提供综合信息和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年鉴编纂文论》出版

《年鉴编纂文论》（以下简称《文论》）2009年3月由线装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原副秘书长、《江苏年鉴》原主编方亚光奉献给读者的一部力作。书中收录了作者自2001年以来的论文32篇、讲稿13篇、评审意见15篇,涉及年鉴编纂的方方面面：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实践的体验;既有知识的介绍,又有方法的传授;既有对往事的回顾,又有对未来的展望。值得志鉴工作者阅读、学习、参考。     

改革创新，发挥年鉴 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淀与传承。人们意识形态的社会化,用文字符号加以记录和传播,就形成了社会的精神文化事业。文史工作中的史、志、鉴,作为文化积淀与传承的有效载体,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盛世修志,以史明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掀起了编史、修志、出鉴的热潮,成为新时期企业管理的一大景观。年鉴记述一个地区、领域、部门、行业的新情况、新发展、新经验,是大容量信息的文献和工具书,是昨天的记录,今天的镜子,明天的见证。     

《南康年鉴》（2008）出版

《南康年鉴》2008年卷于2008年10月由黄山书社出版。该年鉴采用双色印刷,大16开精装本,彩页56页,共分28个类目,共计85万字。     

浅析年鉴对区志续志编纂的作用

年鉴与志书,是两种不同体裁的资料书。但作为记载地方资料的载体,二者又有共通之处。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指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载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性文献。由此可见,二者异同不言而喻。     

严把三关，不断提高大学年鉴质量

大学年鉴作为年鉴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始于上世纪20年代,较早的大学年鉴是1924年创刊的《复旦大学年鉴》。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编纂年鉴的高校却寥寥无几。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年鉴事业进入整体快速发展期,大学年鉴特有的大学文化载体功能及其具有的存史、资政、育人、交流作用日益凸显,大批高校相继加入年鉴编纂队伍,每年编纂一本学校年鉴。     

关于年鉴内容创新的思考

年鉴是由政府主持编修的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年度事物运动和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资料工具书。年鉴是编纂地方志书的必要准备和重要的资料来源,其有效信息的含量直接关系到读者诸多方面的检索需要,决定了它的实用性和权威性。年鉴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以其独特的优势,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