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及其学术意义

年鉴是工具书的重要类型之一。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阮湘等编的《第一回中国年鉴》。这是学界所知的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中文版《中国年鉴》。1921年英国在华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和1935年中国人自编和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在中国年鉴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研究20世纪中国年鉴的发展史，我们无法回避它们。本文试图揭开民国时期英文中国年鉴的一角，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们，以凸现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重要的学术意义。     

创新——年鉴生存的基本方式——兼谈《绵阳年鉴》2006年卷篇目设计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十一五”主要任务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元月9日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要把我国建成“创新型的国家”。我们正处于“十一五”的关键之年、开局之年，同时也处于新科技革命更迅猛，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和深刻变革的重大历史时期，     

办好卫生专业年鉴的几点体会

卫生年鉴是卫生信息的重要载体。年鉴强调信息的连续性、真实性、权威性,而且功能全,它系统汇集了上一年度重要的文献信息。《青岛卫生年鉴》创办6年来已由单项的卫生局局务、政务、医疗机构的事务发展成为多事并举的规模化的事业,较为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了青岛市卫生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为本行业及国内外读者了解青岛发挥了重要的信息传播作用。     

单身经济时代:找准真实需求,引爆独居者的盛世

《中国统计年鉴2021》发布了最新的结婚登记数据:2020年,内地、涉外及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的新人共814.33万对,自2013年后,结婚率连续7年下降。据民政部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单身人口数量已超2.4亿,其中独居人口近1亿。“中国超2亿人单身”的话题更一度登上微博话题热榜,引发全民热议。     

“互联网+”时代年鉴编纂的若干思考

互联网普及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以信息爆炸、信息高速更迭为特征的网络时代为传统的图书出版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年鉴编纂要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必须能够满足网络时代人们对科技、知识、文化的更高需求。本文通过分析互联网时代年鉴编纂的出路,以期为年鉴编纂工作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提升《中国畜牧业年鉴》编辑工作水平的思考

《中国畜牧业年鉴》已成功出版了10卷。年鉴的发展经历了起步、磨合、逐步成熟的发展历程，准确、全面记载了我国几十年来畜牧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尤其是系统记载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畜牧业发展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和措施等。到目前为止，年鉴基本做到了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资料翔实，已经成为政策决策参考、业内人士喜闻乐见、社会广泛欢迎的资料书。     

试论年鉴的简约化

作为资料性工具书,年鉴应简洁明了,言简意赅。胡乔木同志曾说:“作为一部实用性的文献,不能分量太大,分量太大引起种种不便。”而目前部分年鉴有越出越全、越出越繁的倾向,常常是上百万字甚至百万字以上,让人拿不动也看不动。如何使年鉴既有丰富的信息含量,又不泛泛而谈、连篇累牍,文约事丰又便于检索呢?我认为重要的是做好年鉴的简约化     

县级年鉴工作的一些探索

红安县属中等偏小县份,经济上脱贫不久。我们通过编辑出版《红安年鉴》,摸索了一些县级年鉴工作的路子。现就利用年鉴为社会服务方面谈一些体会。一、年鉴是爱国主义、乡土教育的教材。红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是闻名的“将军县”。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     

在探索实践中前进

创刊于1997年的《南华年鉴》,已出版两卷。回顾三年的编纂工作,《南华年鉴》走过的是一条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提高的前进之路。一、在探索中实践,艰难起步1995年,《南华县志》刚出版,县委、县政府就有创办《南华年鉴》的愿望。直到1996年6月,才下决心编纂、出版《南华年鉴》,并调整、充实了史志工作队伍,县史志办公室由4人增     

城市年鉴亦应充分记述反映农村情况

城市年鉴,毫无疑问应该主要记述和反映城市建设各方面的情况。但是现在大多数城市都实行带县体制,而且所带的区、县数量多,地域广。那么,城市年鉴在反映城市诸方面情况的同时,很显然也应当充分反映农村建设方面的情况。如何编纂好城郊区、县农村建设方面的年鉴资料,《贵阳年鉴》在实践中进行了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