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文写卷的应用形态论析

变文是敦煌遗书发现的作品中最受关注的对象之一,变文写卷的抄写格式、抄写内容、抄写人及同卷内容关联性等要素表明,并非所有的抄卷都是讲唱的底本,有一些只是讲唱僧记诵唱词内容的习抄本,还有一些是与敦煌学郎教学相关的读本。可见,变文诸写卷之间的文献差异,以及同卷各文献之间的内在关联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风流梦》眉批看其《牡丹亭》底本及曲律问题

参照冯梦龙《风流梦》眉批,将《牡丹亭》案头本、改本《风流梦》、改编之时的演出记载及改编之后的演出本,进行横向、纵向考查,有助于重新认识它们之间的改编、传承关系。《风流梦》的改编不仅以《牡丹亭》案头本为基础,同时又参考了当时演出本,是以这二者为其共同底本的。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是昆曲折子戏采用了冯梦龙改本,而经过考查却恰恰相反,是冯本参考采纳了当时的演出本。《牡丹亭》演出本,基本上仍是沿用了汤显祖原创曲词,这说明沈?等戏曲家强调的《牡丹亭》不合律,并非实际上的难以演唱,而由是否合律所引起的汤沈之争,其实是由于二者对于曲律问题所持的标准、尺度不同而造成的。冯梦龙的曲律主张贯穿于其《牡丹亭》改编实践中,他的曲律主张是汤沈之争背景下,一种既重曲律又重文辞、两兼其美的倡导。     

《突厥语词典》英译者的底本研究摭谈

《突厥语词典》原稿早佚,存世的1266年手抄本是个孤本。美国学者罗伯特·丹柯夫和詹姆斯·凯利依据该抄本的原件,将《突厥语词典》翻译成三卷本的英文全译本。据英译本导言可知,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细致的底本研究,主要有:历史考证类研究,如对原著成书时间的合理推断;运用现代技术考证类研究,如通过笔迹墨色辨认识别不同传阅者的信息;语言校勘考订类研究,如对抄本中拼写错误、错别字的校订。英译者的底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希望本文所谈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有所助益。     

表层文本与潜文本的叙事共谋——圣经《创世记》前三章底本的融合

由于兼有P、J两个底本的创世内容,《创世记》前三章在叙事逻辑上具有显性冲突。但犹太教祭司们在坚持宗教信仰准则的同时,巧妙地通过表层文本的细节叙事暗示出亚当在吃禁果中的隐性犯罪,并进而建构起"三次祝福——三次诅咒"的潜文本叙事结构。《创世记》前三章利用这种表层文本与潜文本之间的叙事共谋关系,不仅有效地化解了P、J两底本之间的显性冲突,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完善了创世故事,这对增强整个圣经文本的内在凝聚力有着重要作用。     

词话文献整理汇编刍议

21世纪以来，丰富的词话文献整理汇编成果推动了词学研究的发展，但词话文献整理汇编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词话的边界被不断扩大，众多新辑的词学资料进入“词话”之中，重新汇编有必要分门别类。词话文献整理选择底本不明确，整理者应准确交代底本信息；辑录者在体例制定上的差异也导致了相同名称的词话在名称、卷数、内容多寡上的不同。整理者在新辑词话辑录对象的安排上缺乏通盘考虑，对新辑词话的命名也因人而异。学者们在汇编词话文献时均有“求全”的共识，但对某些因袭程度较高、原创性较差的词话缺乏甄别。     

广蒐博采 精校存真——读赵晓兰教授的《成都文类》整理本

<正>赵晓兰教授整理的《成都文类》,于2011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四十万字,上下两册。《成都文类》的整理本至少显示出以下特色:一、整理者所用的工作底本为明嘉靖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读过书末的《后记》和《附记》,使我们倍加珍视这一工作底本。《成都文类》是南宋袁说友任四川安抚制度使时,依靠本地人,组织编辑的一部有关成都地区诗文分类的总集。该书大约在袁说友离任前完成。但先师屈守元先生在考察后认为,"这部书编辑完成     

底本之信:《周易》在西方传播评要

古来中国关于《周易》的注本数百千种,所作解释千差万别。西方人要想有一个好的《周易》译本,首先须有一个好的中国《周易》注本作为底本。选择什么样的注本,便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理解,这便提出了一个“底本之信”的问题。明清时期的官方易学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宗的。然黄宗羲、顾炎武、皮锡瑞等清代大儒都认为《周易》最好的注本是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周易本义》则存在严重的迷思,特别是关于易图学（包括《河图》《洛书》《先天图》等）的迷思。明末以后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尊重当时官学意见,翻译《周易》基本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底本的,因而朱熹易学关于《周易》的迷思便也不知不觉地传播到了西方。     

论《红楼梦》春草堂藏本之底本——与夏薇《〈红楼梦〉春草堂藏本》一文商榷

从《红楼梦》春草堂藏本的抄写款式等外部特征出发,发现春草堂藏抄本特征契合于嘉庆十六年东观阁本,并通过考辨两者之间存在三十几例"异文"完全重合的事实,论证春草堂藏抄本当系东观阁本刻本一系;廓清春草堂藏本并非源于某一种脂本,也不属于程甲、乙本。同时,通过异文比勘发现庚辰等脂本并非近于程高本,而是更近于东观阁本。即东观阁本系列与脂本有着更亲缘的嬗递关系。否证了所谓春草堂藏本"这个本子的底本也有可能是程甲、乙本和脂本系统之外的本子,很有可能是一个在程甲本、程乙本之前就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抄本"之观点。     

胡刻本《文选》底本的几个问题

目前学界最为通行的胡刻本《文选》的底本来自黄丕烈的收藏,并非淳熙原刊本,其间经历了至少10次递修。递修的时间虽然均在南宋一朝,但重刊的页子超过了全部页子的一半,故在版式与内容方面均都有变化。胡刻本号为重刻宋淳熙本,但其底本与淳熙原刊本之间已经存在了一定的距离,胡刻本与淳熙原刊本之间必定有异。胡刻本虽经清代校勘名家校理,但其与李善注原貌之间已近存在较大的变化。因此,运用胡刻本探讨李善注之成就时,应该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