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策反邱菽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可以知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七年邱菽园与康有为决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的策反。张之洞通过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新加坡领事罗忠尧、两广总督陶模对邱菽园进行了劝说的工作。在张之洞通缉与劝说的两手交并使用下,邱菽园选择了纳金免灾的办法,公开登报与康有为决裂。     

地方政教体系的裂变与国家政权的楔入——1937年甘肃“博峪事变”及其善后考述

1937年,甘肃卓尼世袭土司杨积庆被其部下杀害于博峪村,史称＂博峪事变＂。事变后,经多方博弈与妥协,甘肃省政府借善后之机＂改土归流＂,设立卓尼设治局,从此国家基层政权进入卓尼藏区。国家基层政权的进入,开启了世俗性国家政权对卓尼藏区地方政教体系的更替进程,引发了卓尼藏区基层政治体制的裂变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九一八”事变80年:思考中日关系中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日本社会文学会联合举办、清华大学东亚文化讲座协办的‘九一八’事变80年:思考中日关系中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9月18日在北京召开。中日双方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主持。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和日本社会文学会代表理事大和田茂先后致辞。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韩东育做了基调报告。     

日军在山西的毒品侵略

侵华战争中所推行的毒化政策是日本侵略政策的重要一环。如果说日军在军事行动中所实施的屠杀、掠夺、放火的“三光政策”、毒气战、细菌战等属于战争“硬式”手法,那么日本在华从事鸦片生产与贸易就是一种渗透和腐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式”手法。因此,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必然带来鸦片的火量种植与贸易。     

“九一八”后的抗战民族复兴思潮

"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民族危机,促进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中国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积极宣传自己的民族复兴理论。其中,抗战民族复兴的各种理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股思潮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延清"诗史"价值与意义探析——以《庚子都门纪事诗》为例

延清是近代蒙古族现实主义诗人,他在庚子事变时期所写的诗被时人誉为“诗史”,将他和杜甫等量齐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诗记录了庚子事变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从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到战后的议和等各个方面都从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角度,予以全面真实的记录,与史实高度一致,而且更有很多正史所未载的事实,能补正史之不足。他在记史的过程中往往融入自己强烈的主观感情,表达自己忠君爱国报效国家的情愫。他的诗是近代国难文学的代表,是清末诗史。     

试论杨虎城的知识分子政策——兼论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

杨虎城将军一生之中非常重视教育。杨虎城主陕后,所执行的开明、宽容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方面吸引来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也巩固了自己在陕西的统治,同时也推动了陕西社会的发展。因此当时陕西的舆论环境比较宽松,民众的民族精神也得到高扬,这对西安事变的爆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着优良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援热抗日失败和对红军进攻不力的情势下,决定由“剿共”转为联共。1933年11月20日,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对十九路军实行分化和瓦解的政策,从而加速了福建事变的失败,也使中共错失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被迫长征。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