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探析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直接发动的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战、致使共产党遭受巨大损失的一次重大突发事件。中共在事变发生前站在战略高度,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对策。在事变发生后中共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大局,处变不惊,冷静分析,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打退了反共高潮。中共的成功应对为今天我们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现实启迪。     

静中细思

正静中细思,古今亿百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     

“毛、周、朱、彭”在思想交锋中练就政治家领导风格的鉴示

<正>政治家的领导风格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固有的运行规律和内在联系,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磨砺而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政治家的领导风格是在党内思想碰撞、开展肃反斗争和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等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原则、坚持真理而逐步形成的。他们既争论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善后中的战和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到南京即扣押了张学良,同时对西安进行政治分化与军事威胁,企图用武力实现“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北形势迅速恶化。对南京方面,究竟是“战”还是“和”?西安方面内部分歧较大。身为西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杨虎城,由于自身实力较小和受中共态度的影响,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总体上是主战大于主和。杨虎城的主战主张对于争取张学良回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和抗日大局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对此,“千古功臣”杨虎城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不愿放弃昔日的好友。     

杨虎城1937年出国前与长子相聚

拯人弟是西安事变后,我家成员中第一个离世者。我娘只有这一个孩子,抚养到5岁而夭折了。这对娘是个莫大的打击,伤心至极,致使神经一度失常,失去知觉,一连几天不吃不喝,把她从医院接回家时还不认识人,经数日调养诊治缓过气来后,竞号啕大哭不止。当时我家的情景,真是凄惨悲凉至极。     

“一·二八事变”与上海“自由市”计划始末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之中,日本政府利用公共租界的统治危机以及上海外国侨民谋求改变上海现状、企图把上海建成自由王国的动态,悍然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与上海公共租界更是里应外合,大力推进上海自由市计划,并积极倡导召开圆桌会议,谋求上海成为自由市。然而,这一计划不仅遭到了上海各界民众以及国民政府的反对,同时也未得到美、英、法等国的支持。尽管自由市计划没有实现,但却影响深远。一.二八事变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客观上转移了中国对收回上海租界的关注,使租界延长了寿命;而日本的远东宪兵威力也得到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承认,日本在公共租界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对日本建议成立自由市的反对态度,使九一八事变后的日美关系更加恶化;一.二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     

传闻与现实:庚子两宫“西幸”中的诸臣反应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慈禧携光绪帝后及大阿哥等人仓皇西逃,这一举动被称作西幸。在西幸前,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曾联衔劝阻,张之洞等人则反对列衔。双方争执日久,最终密奏没能送达两宫手中。两宫西幸后,打听两宫所在及扈从、留守情况成了重中之重。两宫在太原驻跸一月,又欲幸陕。对于两宫行止,官员间意见相左。两宫西幸对议和关系至要,也使群臣产生分歧,对晚清政局影响深远。     

试述抗战时期国人的西北开发观

30年代初 ,日本侵略者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 ,直接威胁华北及东南沿海一带。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西北内陆地区对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 ,开始拟订各种西北开发计划 ,并着手付诸实施。但不久 ,蒋介石的中央势力以“追剿”红军的名义伸入到西南地区 ,西南大多省份随即受到中央直接控制。由于西南的局势较西北更易掌握 ,且建设的基础、条件也远非西北所能及 ,因此西南的建设逐渐取代了西北开发的呼声。“七·七”事变后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 ,由于重庆为陪都 ,并且西南地区有滇缅公路等国际交通要道 ,“国人始终把西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