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赋学繁兴原因论

清代是中国赋学的集大成期,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清代赋学繁兴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外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二是赋体自身的更化。本文主要从当时的科举试赋制度,尊体意识与乾嘉学术的影响等三个层面作出简要的论述。     

略论唐代的科举,任官制度与书法艺术

唐代为科举制度初行期,作为新生事物有其活力,其某些情况与做法（如进士科行卷等）属空前绝后;而唐代任官须经考核始实授,其中包括书法。唐代又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代表了特有的时代风尚与士人健康的文化心理。书法与科举、任官密切相关,而科举、任官制度则有力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论明代的平民入仕

明代的平民士子通过科考、举贡、捐纳、军功等多种途径进入仕途,由民变官,导致了明前期社会上升性社会流动的空前活跃。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动、科举的兴盛、层级结构动摇、等级观念淡化等多种因素促合而成的。平民入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吏队伍素质,强化了封建统治机制,活化了社会层级结构,具有较积极的意义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明代通政使司述论

朱元璋在建国初期惟恐下情不能及时上达,在明初察言司的基础上设置了通政使司。通政使司作为皇帝的喉舌之司,利用其特殊的职能和地位,充分发挥了疏通政渠和制衡分权的有利作用。随着明代政治的不断变化,使其因为多种原因导致其被废除。     

从以子妻之到榜下捉婿——宋代择婿婚姻探析

在中国古代,两情相悦的自由恋爱和门当户对的媒妁之言是婚姻的主要形态,但在这两种婚嫁形态占据主导的同时,还有多种介于其间的亚形态存在,其中很值得一谈的是盛极一时的以子妻之式择婿婚姻,而榜下捉婿则是这种婚姻的极端表现形式.文学作品中所谓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等,均与这种择婿婚姻有关.     

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与文明转型

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最初,日本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大加赞美,希望借其树立起日本近代的官僚制度;继而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它的落后性而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最后则是将它还原为中国的本质性的存在,针对中国文明本身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与批评.在近代日本科举评价的转变过程中,东西文明二元论框架下的西方话语霸权以及日本谋求自身文化建构的主体意识,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影响.当前,我们应当站在全球化历史学的、多元主义文明观的视角,给科举制度以合理而公正的评价.     

科举考试制度下的宋代房屋租赁业

有宋一代,右文崇儒,科举制度是宋代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这造成了在京外省考生长期大规模的滞留,为京师的房屋租赁业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客源.而考生个体需求的不同又造就了租赁形式的不同:从主体构成上看,可分为单独租赁、与人合租;从租赁时间上看,又可分为短期租赁与长期租赁.科举人口对京师房屋租赁业影响甚巨.     

科举文化下的卑微人格——《儒林外史》中严监生形象分析

严监生是一个有着丰富个性的文学典型,与科举文化有深刻的联系。他处于一个迷科举重功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也存在于一个写儒林以异化与扭曲的文本语境中。他也是一个被科举文化扭曲了人性的人,其慷慨又吝啬的矛盾行为取决于他自视低下,胆小谨慎的卑微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