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渴慕·操纵——论唐代士族对科举的多重态度

产生于隋代的科举制度在唐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此后封建国家简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唐王朝社会各阶层表现出种种不同态度,其中士族阶层的态度最值得注意。士族对科举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抵制与攻击、羡慕与渴求、把持与操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阶层不可避免的衰落、转化以及它的反抗、挣扎,对于我们认识唐代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斗争、社会结构与社会风尚,都有一定的意义     

巧妙的自我介绍

明代,广西三江县一位士子进京会试时得中进士,这在科举时代是最荣耀的,也是一县之荣。新科进士还乡时,知县特地设宴祝贺,邀请了进士的老师和学官、乡绅等人陪同。席间,众人频频向进士祝     

求真:科举学的科学品格

求真是科举研究超升为科举学的原始驱动力,也是年轻的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必须坚守的品格。为了求真,研究者首要的任务是为科举制正名,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求真的过程中,要坚守“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抱有对历史“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坚持“多元与会通”的研究范式。     

典权的死亡与再生——兼与张新宝教授商榷

“典权废除论”往往从典权所谓的固有缺陷出发来论证典权制度的没落和消亡,没有看到这一问题的实质不是典权制度先天的不足或者缺陷,而是本土制度在西风东渐的立法体例下,如何很好衔接和融合的问题。由于典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试图用国外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纳入其体系之下,总会显得生搬硬套与牵强附会,我们肯定典权在现有物权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困难,也考虑到现实的需要和可能,提出在商事特别法的方式下对这一古老制度进行发展和完善。     

末世商音--杨恩寿及其《坦园六种曲》

杨恩寿是晚清重要的戏曲学家 ,其戏曲合集《坦园六种曲》较深刻地反映了清末的时局、科举和社会风尚 ,展示封建末世传统士子的心路历程 ,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意义     

科举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分析

通过对《清代朱卷集成》七千多名举子家世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清代,尽管获得科举功名者大多数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出身于上五代均无功名家庭的举子要实现向上流动相当艰难,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着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个较为公平的上升渠道。姻亲和母系家族对于举子提升社会阶层几无助力。居住城市的举子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要比乡居举子大得多,但家世在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着远比居住地更为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废缠足陋习的历史考察

缠足作为一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陋习,在中国流行有上千年的历史。进入近代以来,缠足恶习遭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民国建立以后,由于历届中央政府严颁禁令、地方大员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的率先垂范,到抗战前后,除偏僻落后地区外,缠足恶习已基本绝迹。本文对民国时期废除缠足陋俗运动进行了粗略的历史考察,同时对其历史意义及社会影响作了简要的分析     

科举制度在越南——基于制度文明的视角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的制度文明,在中越漫长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南科举制度由李朝初创,经陈朝发展过渡,到后黎朝达到鼎盛,终至阮朝式微而停废。越南科举制度大多模仿中国科举制度,也在入试资格、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开科时间和甲第出身等方面出现了本土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对越南的政治、教育、文化、社会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一是改变了越南的国家人才选拔方式,使之构建起为集权统治服务的稳定官僚队伍;二是完善了越南学校教育体系,丰富了教育内容;三是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国际传播,促进了越南多元文化的融合;四是造就了越南士人阶层,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在当前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以历史为镜而展开科举制度研究,有助于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根脉,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有益经验。     

论八股文的代言

代言是八股文文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肖题。代言需要充分了解语境、人物身份和思想,加以想像、揣摩人物的语气口吻,所以代言也是一种对经书文本的再创造。不同作者的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出不同的个性和风格。代言在文体上的弊端是容易出现文章结构上的前后不一致,只须“顺口气”而不必作者论断的形式及对史实引用的僵化规定致使女子流于空疏不学。     

多士盈庭——元代会试的实施过程

会试是元朝科举的第二场考试,届时有大约三百通过乡试的举人从全国各地出发,前往大都参加考试。举人出发以前需要做一些准备,特别是筹备赴考经费。举人到达大都以后,一般租住在丽正门外,或准备考试,或进行一些社交活动。正月十五日以后,会试考试程序开始启动,二月初一日开始在大都南中书省东侧的至公堂考试。会试考官一般由中书省、翰林国史院、礼部等部门文职官员组成,考场分八个区,考试实行锁院、糊名、誊录等程序。由于会试直接关系到考生科举的成败,发榜以后有时会出现争执。元朝至正初年以后开始实行对落第举人任命学官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录取率低造成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