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霍《<船山遗书>校记》述评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著名学者衡阳王夫之（号船山）以其毕生精力从事著述。本世纪四十年代,先师衡阳马宗霍先生曾以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王船山遗著之钞本２０种,与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曾国藩、国荃昆仲刊刻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之《船山遗书》（下文简称“金陵本”）对照,录其异文,附加接语,撰《<船山遗书>校记》二千八百余条,惜乎未予刊布。我在整理编校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时,曾有幸亲睹马先生《校记》,于参照校勘时,甚觉胜义缤纷,若概而言之,马老《校记》精确之论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明乎遣词所本 例如…     

刘基和宋濂

作为明初开国文臣的两大家,刘基和宋濂的交往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契机。他们都是浙东人,年龄相差一岁。他们生逢易代之际,在元朝的统治下都不得志。当他们一起投身到朱元璋新政权以后,同时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和重用。不过,由于明初高压政治的影响,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正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时代环境和类似的个人遭际,他们的生活轨迹出现了许多交会相合之处,从而铸成了他们的深厚友谊。     

康乾平叛战争与肃州城镇经济的发展

肃州是清初我国西北因战争而繁荣起来的典型城市。基于辟邻蒙古“准噶尔”部的特殊地理位置,清初,这里不仅是西北边防重镇和交通枢纽,而且边贸繁盛并因此出现了著名的康乾“肃州贸易”,使肃州成长为当时西北“边陲一大商埠”,推动了肃州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地方经济的繁荣。但乾隆二十三年后,随着“平定准噶尔叛乱”的结束,肃州开始内附,其地位的下降导致城镇经济发展的回落。     

明清同性恋文化的诠释与思考——以明清之际男性同性恋为例

同性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中国历朝历代皆有,但明清两代达其极盛。本文将这一现象置于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下,以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陈维崧为个案,通过对陈维崧及其时代之同性恋“现象”的深入考查和剖析,挖掘出这一文化奇观的终极根源在于明代中后期所形成的反儒学、反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从而诠释了明清时期同性恋作品空前繁荣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明清之际唱和词集与《花间》余波——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

唱和词集与词坛风会关系密切.明清之际唱和词集较多,文章仅限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五部唱和词集.这五部唱和词集重小令,内容多绮艳,风格尚婉丽,表现出<花间>词风的特征,这与当时词坛<花间>余波仍旧盛行有关.明清之际,<花间>余波有起伏消长.<幽兰草>体现它高潮开始的标志,<唱和诗余>体现它的新变;而<遁渚唱和集>的黍离之悲,<随草诗余>的人生感怀,则体现出运渐背离<花间>词风的趋向.     

张岱:传统与新潮融会的智者

晚明城市文化与思想新潮,明清易代之际血与火的历练,浙东学派与家学渊源,造就了张岱这位节义之士、文学天才和渊博学者.他涉足诸多文艺和学术领域,其人、其思、其学、其文均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洋溢着活泼泼的创造能力.张岱文化品格的独特性和包括散文、诗词、戏曲在内的文学创作的独创性仍值得深入探讨.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别解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 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宫廷诗风的形成、 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 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 "诗运转关" 也由此而生.     

清入关前满洲民族联合过程与满洲对索伦部的政策

明清之际,满洲崛起于东北,以居住在辽宁东部的建州女真和吉林松花江沿岸至南部的海西女真为主体,联合东北其他少数民族形成满洲共同体。满洲的民族联合过程属于聚合过程,血缘、文化相近的民族或部落、部族汇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满洲民族联合的过程中,索伦部一些人员加入满洲,成为新满洲,融入到满洲共同体中。对于满洲民族联合过程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满洲对于仍居住在黑龙江北的索伦部,实行朝贡赏赐、联姻、编旗设佐政策,淡化其民族认同,加强其对满洲的政治认同。     

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新趋向

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突破了以往经世思想的发展路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向：（ 1）“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由离异走向统合;（2）在“治体”上由尊君转向重民,形 成了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学说;（3）重视“利用厚生”之学,主张“工商皆本”和经 济自由;（4）广采博纳外域新知,会通中西。不仅将中国经世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且孕育了启蒙思想,使经世思潮与启蒙思潮相互交织,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