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明清之际伦理学三问题的儒耶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伦理学的影响

晚明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伦理学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爱上帝之心爱人、要爱你的仇敌等观念带到中国,促进了有新思想的中国哲人对尊卑贵贱等级名分是否合理、等差之爱局限性何在、为什么对恶人也要宽容甚至还要爱仇敌等问题的思考,并就这三个问题与传教士展开了深入的对话。对话使中西伦理学的异同得以呈现,显示出两者在相通之处的微妙区别,在表面上的相异之处又有某种深层次的相通,从而促进了相互理解。中国哲人以多元开放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借鉴西学,汲取墨学,改造儒学,综合创新,从而推进了中国伦理学的新发展。     

河之洲

别跟火箭比速度刚工作的时候,领导在给我安排工作时,常会捎带问一句:这个会吗?每次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会。一位同事善意地提醒我,下次领导再问,千万不要只说不会,要说也得说成是不会,但我可以学。一句话,说得我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将可以学奉为圭臬,不管是不是分内的活儿,也不管喜欢不喜欢,只要领导交代了,一概拿来主义,大包大揽。这个变化果然效果非凡,领导喜欢,同事称赞,自己也挺美——瞧瞧咱这认可度。     

黄宗羲与明清之际气节观的重建

从亡国之由的追问中,黄宗羲批评了士人阶层中弥漫的＂市井之气＂、＂乡愿＂之学及晚明以来士人不自振拔、逃禅等＂风节委地＂之士风。他认为,作为遗民的士人,为故国尽死节并非唯一选择,其应然的应世方式是＂持子陵之风节＂,傲活人世,竭力著述,＂抱道不仕＂新朝,在维系＂清气＂、＂扶植善类＂方面做出应有贡献。     

“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基于经济数据测算的分析

康雍乾三朝在我国历史上是颇具争议的一个时期,学界对"康乾盛世"是否真的存在尚存争议。文章测算了康乾时期人口、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进出口贸易等四个方面的经济数据,发现康乾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8.37‰和6.13‰;财政收入和进出口贸易均有所增长。但与同时期英国的横向比较可知,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速来看均具有较大差距。此外,研究还发现,康乾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此,"康乾盛世"并不存在。     

唐、宋诗在宋元之际接受状况探析——以方回与《瀛奎律髓》为核心

诗歌选本是诗歌思潮的载体之一。《瀛奎律髓》等诗歌选本是宋元诗学发展过程中在诗歌选本领域所收获的重要成果。它们在宋、元宏阔的诗学背景下应运而生,与同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实践互相促进,生成独特的宋元之际诗坛风貌。《瀛奎律髓》等诗歌选本在宗宋、宗唐以至唐宋双宗的诗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唐、宋诗接受历程中价值独具。     

元明之际高丽境内中国移民考察

元末动乱促使人口频繁向高丽流动。一方面是高丽政府积极招引,另一方面是民众主动迁移,大量人口迁移,使明初辽东等地户口大减,土地荒芜。这种局面引起明朝的恐慌,遂不断移书相质,与高丽展开了持久的人口博弈。除一些流民自发返回故里外,更多流徙人口的命运则是明与高丽政权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在明政府的强势干预下,大量流民重新返回。但也有很多人定居高丽,为朝鲜半岛的经济开发、文化发展等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汉魏之际的霸道思想论析

霸道与王道一样,都可以是儒家的治道方略,而霸道在汉魏之际这一英雄时代得以迅速地复炽。"霸道"思想的定位,使人们暂时放弃了对"王道"理想的追求,并在政治实践中放松了对政治手段的苛求,从而更多地强调了政治的功利效果。这也是汉魏之际,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汉末社会批评家的霸政思想和以诸葛亮治道思想为代表的王霸思想,是霸道思想在汉魏之际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霸道思想的复炽与汉魏之际社会政治文化的走向是一致的。     

“万户路”、“千户州”——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

本文考察了蒙古南徇中原将具有草原游牧文化传统的军政合一性质的千户百户制带入华北汉地的具体历史过程,并对该时期世侯(或部分当地长官)所系军事职衔(万户、千户,或佩虎符、金符)与其所占路府、州郡的具体情形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比对,揭示出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之间存在对应性关联,即汉地万户往往对应于路府单位,千户则基本对应于州郡单元。本文将此归纳为"万户路"、"千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