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全真教道观的社会经济来源

金元之际是全真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教徒众多,宫观遍布北方.从整体上说,全真教的道观经济主要是教徒自己创造的.但全真教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道观经济来源,无论宫观、土地、财物和劳动力,都有相当部分来自社会的施舍和援助.这些来源于社会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支援,对全真教道观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丁戊奇荒”之际晋南地方官员的善后措施——以解州知州马丕瑶为例

“丁戊奇荒”之际,受灾地区地方官员在赈灾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善后工作。其中,解州知州马丕瑶把善后工作的重点放在清丈土地、均减差徭、整顿仓廒、鼓励民众参与生产、进行社会教化等方面,这些都是备荒建设的重要措施,一定程度上利于恢复和提高地方防灾防害的能力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也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     

康乾盛世与欧风美雨

康雍乾时期是清朝的全盛时期 ,人称“康乾盛世”。然而 ,在其繁荣昌盛的表象之下 ,潜伏着种种危机。与同期欧美国家的发展相比 ,更显得黯然失色。虽然它取得了中国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 ,但却落后于西方国家 ,落后于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和时代的潮流。清政府实行的闭关自守的政策虽有一定的防御作用 ,却使中国与外界相对隔离 ,看不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不能及时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与经验 ,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文学视界下的社会病——谈《歧路灯》反映的清代赌博问题

《歧路灯》是创作于清代康乾年间的一部重要的长篇世情小说,对市井间赌博问题的严肃描写是其内容上的特色之一.《歧路灯》真实反映了康乾时期市井之间赌博风气的炽盛,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危害,对赌场黑幕也多有揭露,从而暴露了盛世表象下的一种社会病态.     

拓跋鲜卑与都城盛乐

据魏收所撰《魏书》之《帝纪第一·序纪》记载，拓跋鲜卑部在秦汉之际生息活动于北土大鲜卑山（今黑龙江省额尔古纳河南岸大兴安岭北段）一带。当时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游牧和射猎为业。没有法律和监狱，没有文字，只在木片上刻花纹用以记大事。他们以大鲜卑山为部族名称，谓土为托（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姓）。东汉桓帝时鲜卑开始出现于史册。     

论夏峰北学（待续）

明清之际，作为北方儒生共同体领军人物的孙奇逢，以其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的内圣思想，以及在“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基础上的“礼理合一”的外王思想。其两者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为清学的展开提供了新平台；另一方面也使得在清代北方形成的以孙奇逢为宗师、以会合儒学各派为特征的夏峰北学成为可能且风靡北方。在300多年的流变中，既有以王余佑为代表的侠儒兼收的河北夏峰北学，也有以“中州十先生”为代表热衷于理学的中州夏峰北学；既有如汤斌这样的理学名臣，也有不名一文的下层儒生；既有崇尚心学的张沐、赵御众，也有程朱派的耿介；既有走向考据学的费密，更有走向西学的薛风祚。而到近代，在西方知识体系的冲击下，在以王锡彤、李敏修、嵇文甫为代表的夏峰北学后学的努力下，其创造性的嬗变为现代地域学术之一部分。     

荀彧父子的政治取向与汉魏局势变动关系之研究

在汉魏更迭之际，门阀世族开始崛起，他们的政治取向对当时政治局势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当时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荀或父子功业和政治命运的分析，论述了荀或悲剧政治命运的根源和荀颉追逐个人利益的真实目的，昭示了那个时代世族政治信念的变迁、政治人格的变化与政权更迭的直接关系。     

“既丧酆镐”:《史记》的两周之际历史书写及其深意

平王东迁是两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史记》以《国语》《吕氏春秋》《秦记》为主要资料，参考谱牒类文献，连缀出一条“幽王废嫡—申侯灭周—平王继位—东徙洛邑”的叙事线索，并着重叙述了秦襄公因此事而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的事迹，构筑出一个后人藉以了解平王东迁史的基本框架。然而，受史料来源的限制与原始察终史观的影响，太史公并没有完整翔实地叙述两周之际的史事，而是致力于揭示事件背后蕴含的兴衰缘由，突出“幽厉昏乱，既丧酆镐”的标志性意义：幽王的昏庸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后，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秦襄公则获得了凭藉攻逐戎寇以占据宗周故地的权力，而这正是周秦之际大变局的最初发端。     

从考古资料看唐前新疆东部交通

本文认为,新疆东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西域之门户。在汉代前后经由哈密、吐鲁番盆地,穿越天山以至中亚的通道比汉代的南北两道大约早半个世纪。隋唐之际,西域中道新疆东段分别为伊吾路和大碛路。     

康熙帝遏制圈地浪潮的历史启示

战争与改革是封建土地关系调整的两个杠杆.选择何种方式来理顺土地关系,特别是遏制过分的土地兼并,对于王朝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明末清初王朝易鼎,清朝统治者出于狭隘的民族利已主义而推行野蛮的圈地投充政策,使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满洲贵族手中,造成了土地的过分兼并,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危及社会的安定.康熙帝以和缓的改革方式,通过实施更名田制,避免了暴力的战争手段,使国家社会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改革的成功,在一定时期遏制了过分的土地兼并,从而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固,造就了"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