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德·智能·才性四本——汉魏之际从重智德到尚智能的演变及影响

从孔孟到董仲舒所论的＂智＂,都属于道德论范畴,即智德,而忽略了其作为一种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品质。受其影响,东汉名士重智德,以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诠释＂智＂,其特征是：孝亲忠君;行＂仁义＂,明是非;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知人、举贤,识善,荐善。汉魏之际,士人以智谋和才能定义＂智＂,由重智德转向尚智能,其特征是：智为德之帅;激赏＂识度＂;摒天命,骋智力。这一转向导致作为魏晋玄学主题之一的＂才性四本＂成为热议。才性四本论不仅有重大的政治和学术意义,而且开启了魏晋时期人文思潮中对人自身才能、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思想解放之门。     

明清之际澳门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澳门并持续发展。这一时期,澳门主教区成立,天主教各大修会耶稣会、方济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等纷纷驻足澳门。澳门天主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澳门成为各修会对中国及远东地区传教的基地,使远东地区天主教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学人社集与清初经学

学人社集是明清之际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群体,以往的学者都视其为“党社”或者“文社”。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爬疏,对学人社集的经学取向、经学活动和崇尚汉代经学理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学人社集中剥离出传统经学在清初新的走向,从而探考清代经学兴起的历史动因。     

观剧诗与明清之际文人的“自我认同”

目前学界对明清之际士人心态的探讨,多以"遗民"或"贰臣"的身份进行归类,但"遗民"身份并不能等同于"遗民心态",这种概念先行而形成的文人集体意识无形中简化了其易鼎之际的焦虑。文人在观剧及与伶人交往时,曾立足于重建"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将易代之感融入观剧诗中,其中既有自饰的倾向,又有不自觉的心灵写照,均依托于戏曲发展的成熟,进而形成了明清之际观剧诗的独特之处。     

小议康乾时期治河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黄河夺淮入海后,清口一带成了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的关键点和枢纽。清统治者和河臣要考虑的只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漕运、上河地区和下河淮扬等州县。当然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漕运是最重要的。在漕运和地方利益这两重关系下对清朝这一时期治河活动的研究可以管窥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     

典象的迷宫与易代之际的文学表达——论阮籍《咏怀诗》的互文本性

阮籍的《咏怀诗》是心灵内指性和象征性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咏怀诗》大量使用包括“语典”和“事典”在内的“典象”,这些“典象”来源于先代的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哲学文本,构成了《咏怀诗》的第二艺术世界,与其存在“互文本”的指称关系,对形成“阮旨遥深”的艺术境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考析

“西学中源”说是明清之际中国士人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滥觞于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又经明末清初方以智、王锡阐、王夫之等发挥、引申,至梅文鼎集其大成,最后经康熙御笔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钦定”,从而成为学术界颇具官方权威的流行思潮。与这一过程相联系,“西学中源”说的基本内容也随时间推移由简至密,即由最初“学理相通”的推测,发展到“学脉相承”的辨析,进而深入到“历史事实”与“分支学科”层面进行具体而系统的考证。“西学中源”说对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减轻西学传播的阻力,舒缓汲纳西学的顾虑;引发对中国文化展开初步反省;推动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掘与整理。另一方面,它的流行,限制了国人汲纳西学的视野;不利于进一步吸收、消化西学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利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确立     

明清之际天主教艺术传入中国内地考略

西洋美术传入中国是伴随着天主教的在华传播而来 ,本文借助于大量的中西文材料 ,探讨了天主教艺术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史实。西方传教士直接将海外的宗教艺术品带入中国是天主教艺术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方法 ;而在中国内地刊刻和复制天主教艺术品 ,则是西洋美术在中国内地更为普遍的传播方法。同时 ,在天主教美术作品广泛传播的同时 ,西洋美术理论也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     

论阮籍的庄学思想

以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在魏晋之际开启了读庄的风潮,这既是那个时代险恶政治环境所致,更是东汉以降学术思想大势之所趋。但阮籍的庄学思想并未超出《庄子·齐物论》的范围,而且理解上还混杂着汉代气化论的思维方式。他以“万物一体”为中心命题,把宇宙理解成一个混沌整体,认为人生应该齐生死是非乃至万物。阮籍对庄学的贡献主要在对庄子思想的传播上,尤其是他对庄子思想的身体力行在士大夫阶层中影响很大,形成“放达”的社会风潮。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特征刍议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中最为精粹的部分之一,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臻于成熟,战国之后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到明清之际达到顶峰。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具有工具理性、人民理性、个体理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