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文体起源新论

墓志既是一种文体,又是古代丧葬制度的重要一环,既有文学的属性,又有文物的属性。关于墓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丧葬制度,而没有对制度与文体之间的界限加以厘清。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墓志文经历了从志墓到墓记再到墓志的发展过程;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看出,作为有一定行文格式的墓志,是一种起于江左的文体,其出现时间应在晋宋之际。     

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

虽然人身依附关系古已有之,但是到汉魏之际它却有了质的变化。王莽改"奴婢曰私属",是奴主关系向半自由的隶属关系的开始;曹魏末年给公卿以下及贵势之家以租牛客户,则是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转化的完成。前者是奴隶身份的提高,后者是编户民身份的下降。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度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显示出中国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论明清之际历史小说的民族意识

明清易代,民族政权转移,面对突变,汉族士人生活和心理受到深刻影响,因选择道路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但他们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华夷之变的民族意识上,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痛苦造成了对清王朝产生的潜意识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小说创作的风貌,小说家多陷入对故国往事的追忆与反思之中,并通过借写历史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反映出当时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意识,但也存有很大的偏狭性。     

时代与地域:南丰刘氏的家学家风

南丰刘壎由宋入元,做过学官,体现了南方文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属于边缘型遗民。他作《补史十忠诗》,其子麟瑞也赋五十首七律,成《昭忠逸咏》四卷,这些诗歌咏宋末死节义士,成为《忠义集》的主体。刘氏推崇忠义精神,长于诗歌创作,这种家学家风与南丰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何为遗民——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

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近世以来易代士人的特殊与重要,也早就暗示了"遗民"定义本质上存在的模糊问题。在文史学者一致努力下,遗民研究成果丰硕,遗民行为的复杂、与时俱进以及背后不易察觉的文化、思想因素也得到关注。显然,易代之际的士人,呈现于外的往往是政治选择,并非其生活与精神上的束缚。相较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发展,宋元明易代士人的研究取径,明显聚焦于华夷、忠君、道统观下的政治抉择与学术焦虑,并乐于采用"遗民"分类的研究方法,以探讨士人出处动向的种种意义。剖析孙克宽、牟复礼、谢慧贤和戴仁柱等学者影响广泛的成果,能够发现这样的取径与方法早已面临严重局限与发展困境,故应驻足反思,走出"何为遗民"的框架,再次推进易代士人研究的新样貌。     

姓氏、语言、相貌、性情、禁忌、教育——康乾时期燕行使眼中关于满族的几个问题

康乾时期,来到中国的燕行使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些文字是研究该时期满族的珍贵资料。在燕行使眼中,一、满族人的姓氏是个很难把握的问题;此时满姓正在向汉字姓改变。二、满语满文曾一度兴盛,但从乾隆晚期开始则出现被汉语言文字替代的迹象。三、一般满族人"丰伟长大",相貌因家族而异,没有统一特征。四、与汉族相比,满族人"少文"而"淳实",有时也因特权而有些霸道。五、满族禁止虐狗,禁止捕杀乌鸦、喜鹊,也禁止坐西炕。六、满族很重视子弟教育,通过设立各种学堂为子弟读书骑射提供条件。     

明清县域地图与地方地理认知——以明清之际泰顺县域地图的分析为中心

地方志中留存有数量可观的县域地图,这些地图通过强调或缺漏等手段向地图阅读者传递着地图绘制者对当地的地理认知,体现着绘制者对县域社会的关注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图中所反映出的地理认知也在不断变化.本文通过对泰顺县明清以来的四幅县境地图进行对比阅读,结合地方文献和时代背景,探讨县域地图记载内容的差异,解读其中包含的时人的地理认知与政治关切.     

“海瑞杀女”与“百度百科”

近日修订旧稿《文以载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想用传说中的“海瑞杀女”为《孟子》书里的“男女授受不亲”（《离娄上》7·17）做个注脚,于是上网检索。百度百科有“海瑞杀女”的专门词条,其中说道：“记载海瑞逼死女儿此事的有3本书,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后人沈振辑《野获编外补遗》、周亮工《书影》。”这种叙述对吗？径直往学校图书馆,逐一复核后,觉得有些话值得说说。明清之际有个不太有名的学者叫姚士麟（生卒年不详）,通称姚士粦,又称姚叔祥,著有《见只编》三卷。     

民国之际“文笔之辨”及其文学史意义

民国之际的“文笔之辨”既是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亦与骈文和散文之争的文学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一批学者以北京大学为阵地，对“文”与“笔”范围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六朝文论的复归。从文学史上看，民国之际的“文笔之辨”在为骈体文寻求正统地位的同时，客观上也张扬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总之，民国之际学者们有关“文笔之辨”的理论总结和创作性的阐释，使得清末民初成为了“文笔之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