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院清风浴古今——小识银冈书院

明清之际,有“九边之端”、“北门锁钥”之称的辽北银州古城,齐聚了大批中原文人、学者,出现了文教复兴、文运遐昌的历史文化盛况。银冈书院就诞生在这种特殊的人文历史土壤。     

晚唐五代宋初灵武路上的“河西杂虏”

据史料记载,在晚唐五代北宋初期,屡有少数民族部族在灵武路上劫掠使团、商旅,甚至攻击政府军队、抢夺边防物资,汉文史籍笼统地将这些少数民族部族称作“河西杂虏”。唐宋之际,在黄河以南、关内道北部的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生存状态如何,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唐宋政府对他们的民族政策如何,目前缺乏细致的研究。本文将以传世文献资料结合敦煌文献去研究灵武路上少数民族的历史活动,探讨河西少数民族迁徙、杂居于灵武路对于唐五代宋政府的民族政策、边防政策的影响。     

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考察

清朝统治者出于对汉人的猜忌、防范心理及维护满洲贵族统治的狭隘目的,对汉人与任何外来势力的交往保持高度戒备,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清廷基于这种心理制定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必定是周密、严谨而又严厉的。     

梅曾亮京师古文领袖地位成因考

梅曾亮在京师古文圈子的领袖地位是由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的.嘉道之际经世学风的兴起,"姚门弟子"中梅氏年寿最长.此是天时;梅氏居京二十年,桐城古文得以扩展,此为地利;梅曾亮与京师士人的雅集,则是人和.     

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与商人伦理精神的塑造

明清之际,以私人工商业为杼机和主体的相对自由的商品经济的突兀性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得传统的士商观念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商人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从而为商人阶层伦理精神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随着士商观念的转变,“弃儒就贾”成为当时杜会的一道风景,使得儒家以伦理为本体的人格理想和社会规范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并融入传统文化当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     

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

嘉庆、道光之际 ,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即使没有后来的外敌入侵所引发的鸦片战争 ,清王朝所面临的诸种危机 ,也必然会诱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其中消息 ,最先为生活在这一时期具有敏感触觉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群体所窥知。生活在嘉道之际的知识群体 ,一方面像惊秋之落叶 ,向社会预告危机 ;另一方面 ,则上下求索、寻求补救弥缝之良方。本文在对嘉道之际士林与学术风气转换历史背景考察的基础上 ,着重描述了这一历史时期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的形成及其发展。文章认为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中 ,嘉道之际一代士人所开创的学风、士风、文学精神被继承延续下来。嘉道文学的主潮 ,为中国近代文学作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开场白     

儒家思想对元明之际忠义士人政治抉择的影响

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各族士人的政治利益相差颇大,与元廷关系的亲疏亦不相同,各族士人在元明鼎革之际的反映虽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采取了效忠的姿态。元末战乱中,平时并不为朝廷重视的儒士在此时担当起了救国的重任,为元廷尽忠。元末死难者中,不论是蒙古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都以儒士居多。作为儒者,他们有共同拯世济民的抱负和竭忠输诚的信念,他们的思想和言行无不体现一个儒者所应履行的职责,儒家的忠孝节义、伦理纲常是指导他们言行的主要准则。     

清乾隆朝宫廷修乐背景考

有清一代的礼乐建设,在乾隆朝达到了高度发展的程度.至此以后,由于清朝国势的衰微,在中国古代奉行几千年的礼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乾隆朝礼乐建设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即"康乾盛世"与努尔哈赤到雍正五朝的礼乐建设,为乾隆进行宫廷音乐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从“殷质”到“周文”:商周籍田礼再考察

周公作为元圣,过去学界多认为西周礼乐的制作,始自周公。清华简《系年》明确记载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创制的目的是以收获物祭祀上帝,抢夺祭祀权,实现天命的转移、政权的更迭,则西周礼乐的制作,在武王时代已经发轫。和"公田"对应的概念是"私田",籍田属于祭祀田,与公田的性质明显不同。《系年》称帝籍为"千亩",《令鼎》称"諆田",名称的差异,说明西周籍田不止一块,而是存在众多块。千亩为天子祭祀上帝之专名,晋国作为诸侯国,不可能享有祭祀上帝之礼,自然也没有千亩之地名。千亩在周武王时期才有其名,所谓千亩在夏朝末年自山西传至镐京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宣王千亩之战与晋穆侯千亩之战当为一次,其结果不同,可能与史官取材的视角、所持的立场有关。从商代设立籍田,商王亲自观耤,到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天子亲执耒耜,展现的是质文代变,由"殷质"到"周文"不断转进的文明历程。     

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

汉魏之际的政治剧变对禁卫武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君权式微、京师被毁 ,使原来以侍卫君主、保卫皇宫和京城为职能的东汉禁卫武官制度无法正常运作 ,原有禁卫武官的职能难以实现。汉末的政治剧变为曹操势力的壮大提供了契机 ,曹操的州牧府→大将军府→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幕僚制度是曹魏政制的基础和雏形 ,在州牧领兵体制下曹操幕府在军事征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并形成了以统领中军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并保护其安危的霸府禁卫体制 ,曹魏王朝禁卫武官制度便直接脱胎于此。最初在曹操幕府中出现了统领中军的中领军及中护军 ,后又发展成为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新生的领、护军制度与汉代制度也有一定渊源关系 ,护军之制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大将军出征幕府负责监察军法的护军或都护军中尉 ,领军之制则起始于曹操幕府设立之初的行中军校尉 ,校尉之制乃是对汉代八校尉、五校尉乃至汉末西园八校尉 (有中军校尉 )之制的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