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履祥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及其人生抉择

明清之际的理学家张履祥,盘桓于遗世与济世之间进行人生抉择,因为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而有着内在的紧张,从而有了其将理学实践于乡村的遗世之中的济世、遗民儒者的济世;有了其在身后的三百多年间,遗世与济世交互突出而被塑造为明之遗民或清之大儒.但是其遗世是外在之表层,而济世则是内在之深层,济世主导遗世,儒者才是遗民之底色,并且从中表现出其特殊的名节观与出处观.     

论夏峰北学（续完）

明清之际,作为北方儒生共同体领军人物的孙奇逢,以其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的内圣思想,以及“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基础上的“礼理合一”的外王思想。其两者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为清学的展开提供了新平台,另一方面也使得在清代北方形成的以孙奇逢为宗师、以会合儒学各派为特征的夏峰北学成为可能且风靡北方。在三百多年的流变中,既有以王余佑为代表的侠儒兼收的河北夏峰北学,也有以“中州十先生”①为代表热衷于理学的中州夏峰北学;既有如汤斌这样的理学名臣,也有不名一文的下层儒生;既有崇尚心学的张沐、赵御众,也有程朱派的耿介;既有走向考据学的费密,更有走向西学的薛风祚。而到近代,在西方知识体系的冲击下,在以王锡彤、李敏修、嵇文甫为代表的夏峰北学后学的努力下,其创造性地嬗变为现代地域学术之一部分。     

项羽乎?刘邦乎?——论秦汉之际历史舞台及历史纪年的主角

我们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秦汉之际的纪年方式是秦汉相接。而事实上,秦灭亡于公元前206年,其后经过楚汉相争的四年历史,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才正式称帝建立汉王朝。此期历史舞台的主角是项羽而非刘邦。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应当在秦汉之间加上“以西楚霸王项羽作为历史纪年”的这段空白。     

黄宗羲与明清之际学统的重建

明清之际的学术出现了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新的转向,其表现之一,即是明清之际的大儒们重建学统的努力.黄宗羲冲破时代的"囚缚",将他的批判深入到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并从科举"时艺"中走出来,返求之六经,并以"切于民生日用"为去取标准来重建儒学的品格.他认为"儒者之学"是"经纬天地"之学,主张"通今致用"、"学贵适用",反对科举之学、口耳之学,摒斥"锢人性命"的章句、时义、批尾之学.他主张道在六经,其复兴古代六艺之学及其多元人才观的表现之一,是他对"绝学"的提倡.他重视"学脉",从某种程度上重建书院讲学治世的精神,重视学校对世态人心的塑造作用,主张"学之盛衰,关乎师友",力倡"自得"精神与学术争鸣.黄宗羲的这些主张,体现了重视主体性重建的务实、平等的近代特色.     

从全盛到衰微——18世纪清帝国的盛衰之变

持续百余年(1681—1796)的康乾盛世，曾以国力强盛、气象宏伟震撼一时，其时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时人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即是对当时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而在朝官僚和皇帝更对大清帝国的未来充满了自豪和自信，坚信“海甸巩于金瓯，邦家奠于磐石”。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下)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沟通——开启和谐大门的钥匙——《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中的妇女主义解读

爱丽丝·沃克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黑人女作家之一。她提出的＂妇女主义＂理论在女权主义研究中独树一帜。《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通过人物不同的人生遭遇揭示出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意义,似乎表明只有用平等和爱的交流才能打破白人与黑人、男人与女人及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走向和谐共存。     

两宋之际程门后学与洛学的复振

两宋之际,洛学在王学、佛学等的夹击下苟延残喘,甚至一度处在消亡的境遇。然幸赖程门后学积极卫道,他们在经学上整理二程著作、在判教上排佛辟佛、在政治上积极参政影响学统等,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终使洛学摆脱厄运,得以薪火相传,成为南宋中期以后的显学,并作为强势话语主导南宋学术界。本文以此为考察对象,展现两宋之际程门后学在复振洛学上的努力与贡献。     

两宋之际的苏州与地方秩序的恢复——以战乱后地方建设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建炎年间,苏州地区经历了金人的屠戮抢掠以及从破败中重建的过程.苏州在建炎兵燹中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反映了全国局势对地方社会的深刻影响.在地方秩序恢复的过程中,苏州官府主导的重建官衙工程、实施经界法、推行教育和维持科举等活动,说明了地方官员在地方建设中的个人作用;同时,社会势力的作用不容忽视,苏州人口迁入趋势和宗教场所重建过程,使得地方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但限于民间资源不足、政府经济剥削等多种因素,重建过程也遇到不少阻力.从南宋初年的全国形势来看,苏州地区战后建设可以作为地方稳定性的典型反映,并为此后苏州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