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王船山与傅山——揭示王船山思想理论的保守性

王船山是明清之际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唯物论的思想体系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其完整性和系统性,超过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思想家;但他是以维护儒家道统的姿态出现的,因而其思想理论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不仅比他晚出的思想家颜元和戴震,比他同时的思想家黄宗羲和傅山,突出又突出。就是比他早出的思想家何心隐和李贽,也要突出又突出。笔者曾写过以《儒家正统的阴影》、《再谈儒家正统的阴影》和《也谈傅山与船山》为题的几篇文字,揭示过船山思想理论的保守性。本文拟再以《再论王船山与傅山》为题,进一步揭示他这一点。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 ,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 ,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 ,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 ,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流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 ,显示出中国历史时期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经世与救世——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一种姿态的考察

关于“经世”,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经世,就是经国济世,可以简为“经济”,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不同,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政治”(参看王尔敏:《经世思想的义界问题》)。所谓的“经世之学”,又可以分为理论型与实践型两类,后者如明代丘濬的《大学衍义补》,以及其他与水利、漕     

古代士大夫的佛学思想值得重视

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宗教意识、宗教精神,以至上升到学理形态的宗教理论等等,这些可以概括为宗教思想的内容,乃是在整个人类文明中起重大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宗教思想影响到社会发展与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陈寅恪曾精辟地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只谈到佛、道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宗教,实际上历代还形成和流传有各种民间宗教,更有诸多边疆少数民族宗教和陆续输入中国的外来宗教,都体现一定的宗教思想,同样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影响。因此,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不仅是宗教和宗教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实际上不论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哪个领域,都与宗教思想及其发展、演化、意义、作用等状况密切关联。在今天,宗教和宗教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更继续发挥着重大影响。这样,作为宗教学一个部门的关于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就不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更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多年来我国有关宗教的研究比较疏略,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更相对薄弱。以下辑录几篇笔谈,包括本人一篇粗浅的刍议,就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必要和方法提出一些意见,意在引起重视,开展讨论。敬请批评。     

江莲峰先生考略

大凡一个画派的形成，无不与商业经济的发达有关，清康乾盛世。政局稳定．以业盐为主的徽商们移居扬州。使扬州成为东南的一个大都会。随着经济的发达，必然带来艺术的繁荣，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画家被扬州的繁华景色所吸引，纷纷云集扬州。于是产生了“扬州八怪”（我不太赞成称“扬州画派”）。到了晚清，上海取代扬州。成为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中心。于是。全国各地画家又云集上海，形成“海派”。当然，“海派”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扬州画坛的彻底裹落。     

论明清之际“复封建”旗号下的分权反专制思想

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复封建”论,冲破了传统王朝窠臼,超越传统“封建”与“郡县”的讨论,寓反君主集权专制思想于其中,而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同时代的英国即是以封建诸侯起而平衡君主权力,制定国会宪章,从而实现了制度创新转型。在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中国,以“复封建”来分权制衡专制君权不具可操作性,制度创新历史转型的出口在哪里则仍需探讨。意识形态政治泛化的“封建说”,脱离中国历史实际解释不了历史而没有学术价值,蕴藏于“封建”制下的明清分权反专制思想,则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     

两汉之际的外戚政治与赋学转捩

外戚与赋家在大汉帝国政治体制中占据不同位置,赋家代行王言试图襄赞王治,外戚代行王政却遮蔽王权。这种矛盾使赋家生存空间被压缩,流离失所,怨愤愁苦,进而促成两汉之际辞赋的一系列转变:体式由铺张大赋向骚体小赋复归,内容由郊祀田猎变为野外征行,主旨由讽颂并重转向颂扬为主。两汉之际外戚政治对赋学的影响,以赋家个人遭际为媒介,以理性反思为终结。赋家通过不断追问天命与美政,淡化了外戚政治留下的伤痕,在对东汉礼制社会的建构中,重拾对皇权的信心,实现了精神自赎。     

透析"康乾盛世"下的社会法制——从《红楼梦》的现实性看问题

《红楼梦》被誉为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百科全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具有典型的现实性和历史性。本文从《红楼梦》的文本和当时清代统治下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红楼梦》所展现的社会中的法制及其现实影响,以及作者曹雪芹想要表达的进步思想。     

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论宋元之际士人理想范式的生成

仕与隐的矛盾向来存在,宋元之际尤为突出,入仕机会的缺失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陶渊明所象征的隐士风骨与“不书甲子”之忠为士人心态中的“隐”提供了寄托,诸葛亮忠臣与儒生的形象又为士人树立了“仕”的典范。诸葛亮与陶渊明形象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形成一种进退皆有道的理想模式,二人的并称也随之定型于宋元之际,“出必孔明,处必渊明”为此时的士人提供了消解仕隐矛盾的精神范式,也影响着后世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