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贺贻孙的诗学主张与审美理想

贺贻孙是明清之际著名的诗人与诗学家,他对明代复古派、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诗学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兼取其长,从而建构起自己的诗学体系。贺贻孙吸取公安派、竟陵派对性灵的追求,提倡诗写本色,反对字模句拟;同时强调师法古人,主张在熟参古人的基础上抒写情思,以避免公安派俚俗之弊。由于身经丧乱,贺贻孙尤其注重变风变雅,强调梗概多气的激越情怀,这就与公安派关注自我、竟陵派幽深孤峭拉开了距离。贺贻孙还提出了"化境"这一审美理想,以避免复古派之赝古、公安派之纤佻以及竟陵派之僻涩,彰显出卓越的审美能力。     

宋元之际诗论家的陶渊明论

与宋金诸人相较,宋元之际诸论家对陶渊明的讨论,在沿袭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延伸。其一,在肯定其气节时,流露出深闵其志的心态。其二,综合前人之言而称道其知道任真的生活态度及高逸情趣。其三,与前人相较,进行了一个新话题的讨论,即对后世诗人"和陶诗"的讨论。此外,诸人也肯定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开枝散叶之功。     

宋元之际诗论家对诗与人之"处穷"关系的反思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阐释人之处穷与诗之关系时,除了延续前人"诗能穷人"的观点外,更多的则是对此进行反思性的阐释.在诸多阐释性的反思中,既有对"诗穷后工"诗能穷人"的理论进行反弹式思考的,也有从命数的角度进行反思的,也有从立论角度反思的,也有对诗人自身原因进行思考的,也有从宽慰的心态去看待"处穷"的,也有将"处穷"引向道的涵养,以求解脱的.     

试论明清之际的人性平等观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提升并超越了先秦人性学说中的某些平等思想,针对理学的等级人性论,从“人人德性皆同”及人性自然平等两个方面提出了其人性平等说,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具有明显的近代因素     

康乾南巡运河水路御道研究

京杭大运河是康乾南巡的水路御道,南巡中各类人员、物资、交通工具集聚,为保障顺利通行,江浙地区对运河进行了一系列勘察、疏浚及修治工作,巡幸过程中亦采取了相应的交通回避措施。帝王御舟及各类随扈船只作为南巡水路交通工具,数量众多,涉及调运、纤挽等诸多事宜。帝王驻跸场所除行宫外,水路御道附近也根据里程和地理状况搭建水营,南巡早期还存在驻跸于御舟中的情况。     

论金元之际东平遗民群体的思想心态

金元之际的东平遗民,其思想心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出处来划分,他们大致可归为入幕与入道两类。入幕者既有积极用世的抱负,也有向往归隐的情怀;入道者并非真正地遗世高蹈,也会怀有故国之情与对新朝的憧憬。他们特殊的思想心态,正是异族统治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圆明园兴起的中西互动背景考察

明末清初,风云激荡,然而,中西文化交流的潮流却未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并得以在此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随着时间的推进,清代出现了励精图治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康乾盛世逐渐孕育。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成果及观察指标就是在北京海淀地区诞生了举世闻名的三山五园,即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这其中,中西文化交流既是康乾盛世的一个推动力,也是三山五园兴起的重要外因。考察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兴起的中西互动背景,既是清史研究和三山五园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有助于审视和把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利弊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