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通俗小说中的“时政评述”

明清之际的通俗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时政评述。这些评述,以明朝灭亡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明末主要是对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与评述;清初则主要表现为对明末政治制度的批评和对明亡的反思。小说中时政评述是作者参政议政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通俗文学对社会舆论和读者阅读兴趣的一种商业认同。它是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学意义。     

明清鼎革之际杂史编纂探研

面对明清鼎革之际目不暇接的各种事变,一些官员或士人纷纷拿起笔来,或记录亲身经历和见闻,或编辑奏疏、塘报、邸报等官方档案,或对最初的记录进行再加工,或考证史事,或对时事和人物发表评论。这些杂史或记甲申之变、清军南下的暴行及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或记南明史事,或追记万历以来党社活动及党争的历史,或总结明亡及南明速亡的原因,以达到以史经世的目的。由于史料来源不一,这些杂史中往往出现一事而甲乙互异,一人而彼此夐殊的情况,又由于作者政见歧异,杂史中对人物、事件的评价也往往悬殊较大。     

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的出版管理——以耶稣会为中心

明清之际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出版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中文书籍。天主教会为对这种出版活动进行管理,引入了欧洲的书籍检查制度,并根据中国传教区的实际情况加以适当变通。进行预防性的版前审查和发放印刷许可几乎构成了教会出版管理活动的全部,前期的管理由设在印度果阿的教会法庭执行,后期的管理则由在华传教的修会执行,措施逐渐走向现实可行。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易代之殇：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研究

以“嘉定三屠”“江阴之屠”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广为人知,但学界探讨较少。经考订,明清之际江南地区至少有十座府县治所城市遭到屠城,接近总数的四成。清廷奉行“抗拒者诛”的屠城政策,有意将屠城作为政治、军事策略使用,是导致此时屠城频发的重要原因。其将屠城归于刑诛之列的做法,则是实现政权合法化的策略之一。屠城的具体过程与组织手段也能体现屠城作为政治、军事策略的内涵,彰显了清朝政权与前线将卒围绕屠城的“合谋”关系。清初各地盛行的屠城谣言则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屠城的认知,应被视为民众在社会危机时的自我保护手段,具有反权力的性质,由此可窥见明清国家与民众的微妙关系。总之,江南屠城具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属性,与社会心态、谣言传播、官民关系等社会文化现象也有关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明清之际时代环境的认识,亦可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的屠城现象。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康乾盛世"的吏治理论与实践

吏治问题是历代政治家所关注、探讨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公元1662年至1795年问清前期的"康乾盛世"为历史背景,对这个时期三代帝王在吏治上提出的理论见解及其反腐倡廉的历史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而详实的探讨,着重揭示了"吏治不清,乃国之大害"、"敷政之道,用人为先"、"民足为教化之本"等吏治论说,"洁己率属"、"政治行于上,民风成于下"的廉政建设方针,以及在实践中所推行的"贪污之罪,断不可宽",把打击的重点放在中央与地方高级官吏等惩贪政策.作者认为这些理论切合清前期社会实际,具有理论建树意义,为"康乾盛世"的开创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政治作用,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吏治的历史局限性.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既不同于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也异于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是拉丁文明时代“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其鲜明的特质为后世中外学术界所瞩目 ,总结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 ,无疑对于我们吸纳、借鉴域外优秀文化 ,建设先进文化 ,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是大有裨益的     

汉魏之际主流才性观的发展

桓灵之季的主流才性观遵循儒学阶层理想主义的才性体用本末合一的要求,建安前后的主流才性观则发展为曹操制度化的现实主义的才能至上原则。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汉末权势阶层争夺政治人物标准的阐释权,体现了才性观的阶层性、时代性特征和才性问题在哲学角度上一般性和特殊性、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承载了汉末哲学的时代性课题。汉未哲学中人性论内涵,个人目标与社会标准的统一途径,对人的规定性的不断演进,表现了中国哲学的入世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