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活动与西北开发

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国家政策导向、西北战略地位和西北边防形势日益严峻等原因,国人对西北的考察活动日益增多,前后持续十几年,其中既有国民政府组织的以政府行为为主的考察、视察活动,也有各种社会团体、个人自发组织的考察活动。这些大大小小的考察活动,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对明确西北自然和矿产资源,推动西北开发热潮的兴起,政府开发西北政策及措施的制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商周时期书文化的宗教特征

商周时期,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及“天命”观对文字典籍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尤为深远。一方面,促进了文字的系统成熟;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典册的形成与积累。     

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的传播及发展

明朝时期，卫拉特蒙古在其首领也先汗时代与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但随着其地域的变迁和社会历史的演变，自17世纪初开始，卫拉特蒙古正式信奉了藏传佛教。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公关的三色转变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灰色”策略比麦卡锡的反共反苏宣传话语更为巧妙,也更为有用。尽管这种策略不见得更道德。但却成为日后颠覆强悍苏联的有力力量,甚至在今日还深刻影响着世界     

穿越与激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的理路、方式与方法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和理论思维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最紧密的时期,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有力指导和科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文化思想由论争走向聚合,文化实践由传统路径依赖走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现代性契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批判原则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流话语,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立了坚实的话语根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典故、格言、俗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通过分辨“精华”与“糟粕”、激活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具体方式和内涵要素,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化科学化品质,这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赢得政治、思想、社会的解释力、阐释力和掌控力增添了话语资源,也在深层次促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实现新的转变与跃升。     

明清宗族演剧活动特征简论

明清时期,各地方宗族热衷演剧,纷纷在宗祠内或宗祠旁建立戏台,形成“有宗必有祠,有祠必有台”之势。当时的宗族喜欢用演剧来表达他们对祖先的追思、对神灵的敬畏、对喜事的欢庆。与瓦舍勾栏、会馆戏园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戏剧活动相比,宗族演剧活动更多的用于祭祀神灵与宗法教化,具有神灵祭祀性、封建宗法性、劝世教化性等特点。     

试论金树仁统治时期国人的新疆观

金树仁主新后,在开发西北思潮的影响下,国人再次关注新疆并重视其研究,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开发西北的呼声陡然高涨,新疆因其地广人稀、矿产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引起了更多国人的格外关注。本文从时人对新疆认知的特点,如认知的主体、认知的途径、认知的范围、认知的程度、认知的目的、认知的效果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形态的变革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特别是铁器牛耕的使用,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激烈变化,中国古代社会逐渐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社会商品经济形态亦随之产生重大变革。本文试图追寻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形态发展变化的历程,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规律     

道家对先秦楚辞的影响

道家对先秦楚辞的产生和历史地位的形成有过重大的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家为楚辞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借鉴材料,二是道家对楚辞的批评和褒扬极大地扩大了楚辞的影响,从而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