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思维

大卫·格里芬是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格里芬认为,怀特海哲学是通向生态思维的,怀特海哲学就是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生态哲学。格里芬本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贯穿其学术生涯,他本人在对生态问题的具体认识上有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格里芬旁征博引包括相关科学家、哲学家、生态运动领袖等人的观点,对生态危机的真实情况、严重性、紧迫性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有力地论证了生态危机是当前人类最大、最紧迫的危机,而不仅仅是众危机之一,并呼吁各界人士能了解生态危机、关注生态危机,在一切为时已晚前行动起来!     

对城市发展问题的后现代思考

迄今为止在城市问题上仍存在着不少理论混乱,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人依然囿于现代性的立场看待城市问题,现代主义喜欢把城市看作一个物质性的存在。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把城市看作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现代主义更多关注的是城市带来的GDP,从而忘记了城市为市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主张以人为本,用一种饱含人性的目光看待城市及其发展。应从建设性后现代的视角看待生产性城市的概念、对城市的传统、城市的税收政策、城市的人口、城乡价值观以及城市腐败等现代城市发展进程中所遭遇到的重大问题,并用创新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宗教信仰反弹看道德的信仰基础

西方传统道德立足于宗教信仰基础之上,但自进入现代社会,现代性对传统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信仰在理性知识膨胀的挤压下不断萎缩,道德的宗教信仰基础被消解,代之以理性。然而,理性并不能填补现代社会的信仰真空,这导致现代社会不仅面临严重的"存在"危机,而且面临着空前的精神危机。为此,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以超越现代和激进后现代的眼光,从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整体关系入手,重立信仰价值,表现出宗教反弹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道德的宗教信仰基础回归。     

两种冲突下的企业劳动关系管理

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始终伴随着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冲突。本文从冲突管理的视角出发,将企业劳动关系中的冲突分为破坏性冲突和建设性冲突。透析这两种劳动关系冲突对企业的影响,并针对二者分别提出相应措施,以期实现优化冲突管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目的。     

中美关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中美关系既是一对特殊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广泛而深远, 并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发展,但两国又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中美关系又从来都不是一对轻松的双边关系,从来都需要双方对它倾注极大的注意力。中美关系一直都是在动荡中求稳定,在颠簸中求前进的。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可以分为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两个向度。分析了这两个向度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目前中国还主要面临着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但可以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中得到一些启示。     

论日澳"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形成

日澳关系二战后先由敌对状态转向和平共处,再由友好合作发展到建设性伙伴关系,这是国际关系变化以及日澳两国地区性战略利益不断调整的结果。但日澳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日本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未来走势等都对日澳建设性伙伴关系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论王蒙文化思想的现代性

王蒙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文化生态、文化价值等重大问题给出了新的答案。王蒙文化思想的现代性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建设性”的“文化大国”战略,多元、和谐的文化生态观和世俗性的文化价值观;王蒙的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产物。     

建设性后现代精神的伦理意蕴

建设性后现代精神一方面蕴涵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重建 ,即要消除现代性所带来的上述关系之间的对立 ;另一方面 ,积极倡导一种后现代科学伦理精神 :在自然观上 ,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通性 ;在价值取向上 ,强调知德的相蓄性 ;在科学的建构上 ,倡导科学的返魅。这对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弘扬科学的伦理精神 ,使科学朝着造福人类、造福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无疑是有启迪性和建设性的     

建立基于建设性冲突的组织管理机制研究

冲突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组织现象 ,冲突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组织目标的实现。全面分析、研究冲突有利于组织的管理者和其成员提高对冲突管理能力的认识 ,使冲突的破坏性后果最小化。建立建设性的冲突管理机制 ,有利于组织搞好内部管理 ,协调成员之间、部门之间关系 ,是提高组织内部成员业务水平 ,提升整个组织管理水平、使组织达到整体效率最优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