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臣之义"到"君臣道合"——论唐宋时期君臣观念的发展

语汇是思想的表现,语汇的变化也是思想观念变化的反映。从先秦时期既已广泛使用的君臣之义,到隋唐之际开始出现的君臣道合,虽然二者的内涵有相通之处,但无论是语境还是语汇所折射出的政治意义都不能简单地等量齐观。这一语汇上的变化所揭示的是唐宋时期君臣双方对二者关系的一种新认识。     

评周相录的"逻辑"与"利刃"说

是否舍乎逻辑,要考察最终推出的结论是否更合理或更接近真实的面貌.周相录认为"<(长恨)歌>是一把解剖封建制度的利刃",提出了耸人听闻的"利刃"说,无视公元9世纪的社会环境与白居易忠于皇室的主观因素及<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完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艺术逻辑.周相录指责<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有情"婉讽主题不合"逻辑",主要指责是,把"<长恨歌传>版本考略"放在综述部分讽谕说后面有问题,综述部分分类不合"逻辑",在介绍讽谕说、爱情说的时候涉及到双重、多重主题说等,本文针时这些指责进行辨析.     

企业演化研究:从"生命物性"到"生命人性"

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企业演化研究主要从"生命物性"的视角,将企业视为完全的自然生命系统,纯粹用生命系统及其进化的原理与规律来分析企业成长的演化机制与规律,忽视了企业的人文生命性质(即"生命人性"),因而无法解开企业成长之谜.文章指出,企业演化研究应当基于企业的人文生命性质(即"生命人性").从企业与环境互动的视角,以企业文化的传衍与变革为逻辑主线,来考察企业的成长演化问题.可能会对企业的成长演化给出更符合企业实际的解释.     

和谐社会视域中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伦理分析

制度伦理,简单讲就是指制度的合理性,即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认识与评判.从制度伦理的维度分析,效率是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合道德性要求,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价值目标.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论法国宪法委员会合宪性审查实跬的创造性

宪法委员会的建立是1958年法国宪法的一大亮点,而其创造性的合宪性审查实践更是当代法国宪法制度的重要特色之一。宪法委员会在其将近50年的发展中将能动和自制的理念相结合,逐渐地摆脱了制宪者的设计,通过其创造性的实践实现了从权力监督人到权利保护人的嬗变,也使其成功地跻身于共和国重要国家机关的行列,这已经成为法国宪法实践成功的经验。     

论宪法上的人格尊严

人格尊严是一项独立的基本权利,它不同于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也不属于人身自由的范畴。我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与国际人权宪章和外国宪法所规定的"人的尊严"实属同一概念,但其地位和内容不同。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与一般法律上的人格尊严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救济方式,但二者也有联系,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是一般法律上的人格尊严的立法依据和违宪审查依据以及解释依据。"合宪解释"是当下中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最好方式。     

论宋初隐逸闲淡心态的特征及其产生

宋初产生了一股隐逸闲淡的情调 ,形成了与初、盛唐不同的心态。这是中国文化、文学、美学史的一次重要转折和变化。它的形成由四部分人构成 :一是隐士 ,二是诗僧 ,三是半僧半俗的士大夫文人 ,四是表面豪华、内含平淡的显贵权要。从而体现了宋代初期的心态总特征 ,完成了从外扩到内敛的心态转换 ,对文学和审美创造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本认同与文化表征——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研究述评

“哲合忍耶”是自乾隆年间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苏菲团体,后逐渐发展成为门宦组织.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对于西北穆斯林社会有重要影响,对之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国内研究主要有五个方面:清朝官方平回方略、纪略中有关哲合忍耶记述的整理;学者对哲合忍耶反清起义的研究;对哲合忍耶门宦历史和人物事件以及专题和文本的研究;有关哲合忍耶的专题和文本的研究.国外研究表现在三个方面:欧美传教士的调查研究;西方学术机构的研究;日本对哲合忍耶教群的关注.这些研究成果对了解和理解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大有裨益,但也有许多争议之处,其症结在于“研究者”田野调查较为稀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城内东方学”的思维倾向,文化表征在整体纵横面上失衡,造成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文本认同”上的差别.爬梳已有成果对于拓展哲合忍耶门宦研究,甚至对于深挖西北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教团的“本土化”现象有诸多启发.     

李兆洛与合河康氏家塾刻书事迹考述

清代合河(今山西兴县)康氏在乾嘉时期以科第起家于寒微,成为"一门四进士"的显赫家族,并形成了重学兴教的族统.其中康绍镛一支于刻书最有成就,其家塾曾于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年之间聘请名儒李兆洛为师,并借他之力相继在广州和扬州刊成《古文辞类纂》、《七十家赋钞》、《骈体文钞》等文学选本.这些选本既为名家所编,又为名家所校,加之皆系初刻,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