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世界史观把握世界历史

“交往”在马克思主义整体世界史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应从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往”的逐步扩大入手,随着地域之间交往的扩展,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分散发展和较长的从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过渡的阶段之后,终于在19世纪末形成了世界整体。此后,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与世界整体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     

走向交往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交往正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视界中,交往、交往的扩大再到世界普遍交往,从根本上突破地域空间对主体交往活动的限制,促进全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推动民族、区域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世界交往朝着非正义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上,在全球范围内挥动制裁大棒,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把人类前途命运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以“全人类”为主体视域,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为总体框架,以谋求世界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为目标任务,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汇聚各方力量向着交往正义的正确方向前行。     

历史时期青藏高原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从远古时起繁衍生息于青藏高原上的藏、羌等族就和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史料表明藏羌民族与内地各民族间往来的实质内容是经济联系,经济是建立政治、文化等方面联系并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基石,而政治、文化联系的密切又反过来促进经济联系在更宽的领域、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论开放社会的基本特征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便从整体上、本质上进入了开放性社会,同时也就形成了与封闭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特征。开放性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开放性的社会生产方式,即走向社会化的占有方式与扩大的商品经济,并由此决定和形成了开放性社会的其他特征：政治生活中以多数性、公开性与合法性为基本原则的民主政治;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各领域社会交往的经常化、国际化与普遍化;以人格独立为基础的人的发展的自主性与多元化。     

哈贝马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超越

形而上学批判是形而上学之后现代思潮的中心任务,也是哈贝马斯建立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哈贝马斯在厘定形而上学概念的基础上,并试图以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对之加以超越。本文认为,形而上学和后形而上学以及交往行为理论为不同的哲学范式,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演变过程是一种范式转换,两者之间存在断裂性。哈贝马斯的新的哲学范式——交往行为理论,正是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一种由沟通行为获取的新的统一性,给从形而上学中发轫而在后形而上学中又倍受质疑的现代性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于全球化的思考与辨析

本文认为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它由“西方化”开始,逐渐向非西方化发展,其水平呈系统上升性,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而发展中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特别重视从全球化进程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浅析古丝绸之路及新丝路精神对中阿交往的重要性

本文简要概述了古丝绸之路与新丝路精神的内涵,发现其对于中阿交往具有增强经济往来、加深文化交流、降低发展风险以及巩固政治安全的重要性。通过海上丝路、天基丝路以及数字丝路等中阿实际交往案例,再次强调了古丝绸之路与新丝路精神对于中阿交往的重要意义。     

交往的发展——居民参与的社区营造模式探讨

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营造是解决我国当代居住社区邻里交往缺失的途径之一。本文探讨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应始于何处,建筑师应如何通过设计手段引导和启发居民进行参与活动,在参与的同时促使居住区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成熟,达到改善居住区人际关系的最终目的。     

中国—东盟关系的政党路径：基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交往的考察

中国共产党以政党名义与东南亚的政党、政要建立了有别于传统外交联系的交往关系,这一跨国交往的政党路径构成了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部分。2013年至2021年间,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交往对象间至少开展了489次高层次交往活动。东南亚各国的执政党精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交往对象,但视乎具体情势,中国共产党与一些国家的非执政党精英亦有频繁交往。交往活动可以分为日常联络和知识交流两类,后者频次所占比例接近总数的一半。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交往产生了建构正面认知、促进政策沟通、传播治理知识等政治效应,其正面作用的彰显有赖于交往对象能动性的发挥。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交往呈现出议题拓展、制度化和多边化等三种互动而有张力的趋势,以政党为基础的新型跨国治理网络或正浮现。     

通过科学立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理探讨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背景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而通过科学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前提。当前我国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虽已基本建成,但仍存在一些法律原则的表达不够严谨、法律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法律规则的内容不够明晰和完整、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够完备和和谐等缺陷和不足,难以满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中通过法治方式有效协调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这就要求立法者应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科学立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要求,妥善处理法律规范体系与现实需要的适应性和可执行性,由此才能为通过法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科学立法与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的关系来看,遵循依法立法,是保障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前提;坚持民主立法,则是保障法的实质合理性的根基。为提升立法的科学品质,必须健全违宪审查机制、协商民主机制和立法理论形成机制,确保依法立法、民主立法原则的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