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理论视角下影视类型概念的再思考

“影视类型”可追溯到文学理论中用于分析通俗小说的“类型”概念,与“文类”和“文体”等概念有所区别,是涵盖更广的叙事传统的一部分。起源于商业活动,“影视类型”是将大规模观众的叙事期待满足与影视产品的分类特征相联系的一套惯例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示”转化为稳定有效的盈利模式。通过考察一些典型的类型电影和剧集可发现,类型生成机制形成了“边界清晰的类型”“类型元素”“泛类型”“亚类型”等细分概念,从而成为大众文化场域的共识性约定,以及集体性文化生产的规范系统。“影视类型”概念蕴含着从结构主义到观众心理学的深厚理论内涵,“类型”既是符码指涉系统、心理认知图式,也是原型神话展现与欲望表达。“影视类型”是一种对影视文本进行深度阐释的理论范式,但首先是与影视生产经营紧密结合,支撑和指引商业运转的实用型理论。更加深入地理解类型理论的多重内涵,对我国影视产业的高质量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十七年文学民间叙事的现代性

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具有现代化倾向,文学创作从故事到叙事表明,现代民间话语权利在生成;十七年文学的叙事主体主要是民间叙事;民间叙事的表现形态是革命传奇叙事和农村叙事.     

交错的时间线——论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时间模式

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的是古老的鄂温克族的生存现状与文化变迁的故事。这部小说不仅延续了迟子建温情叙事、民间立场、泛神思想等写作特点,在叙事时间模式的运用上也进行了大胆创新。概言之,迟子建以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为基础,通过对时序、时距、频率等叙事节奏的调整,将鄂温克族漫长的百年历史与短暂的部落搬迁时间呈现在同一层面。同时,作者对长、短两条时间线进行比较,从而增强了叙事张力,营造出阅读的陌生化体验。     

哀伤辅导视角下儿童丧亲主题绘本的疗愈效用——基于对9本绘本的叙事分析

为探究儿童丧亲主题绘本的疗愈效用,以哀伤辅导理论为指导框架对《小伤疤》等9本丧亲主题绘本进行叙事分析。研究发现,丧亲主题绘本多数都构建了完整的哀伤历程,分为5个阶段：“故事开端：叙述过去映射正向情感联结;第一次转折：以委婉言语表达死亡事实;情绪高潮：主人公强烈宣泄负面情绪;第二次转折：寻求超越死亡的生命意义;故事结尾：与过去挥手告别开启新生活。”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可以优化。例如,绘本创作要直面亲人死亡的生物性事实,建构亲人“永生”的现实意义,结合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创新。作为家长及教育工作者,要关注丧亲儿童的心理健康,灵活运用绘本对儿童进行死亡教育,帮助丧亲儿童走出哀伤。     

全球化视阈中的中国本土电影的叙事

电影一方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本土电影也日渐向全球化靠拢。虽然全球化使得好莱坞电影在世界范围畅行无阻,但好莱坞电影并不能替代我们对本土文化、本土生活、本土经验的关注与书写。我们的电影首先是本土的,而后才是世界的。     

交互性融合新闻叙事参与效果的比较研究

叙事参与是文本接收的心理过程,是衡量新闻叙事效果的一种途径。为了解融合新闻交互性对叙事参与的影响,运用实验法在大学生群体中对不同交互版本融合新闻的叙事接收过程进行了实验比较,从叙事理解、注意聚焦、情感参与、临场感、分享等多层面探讨了交互性融合新闻的接受情况和叙事参与效果。实验结果发现,用户对高交互性融合新闻喜欢程度显著高于低交互性融合新闻;高交互性融合新闻的叙事参与高于低交互性融合新闻,其中在注意聚焦、叙事理解、情感参与层面,高交互性融合新闻优于低交互性融合新闻,临场维度差异不显著;用户对高交互性融合新闻的分享意愿显著高于低交互性融合新闻,这有助于深层理解新闻参与,对认识新闻交互设计和融合新闻效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文互译与生命哲思——论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的连环画改编

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的连环画改编,采用简化与留白呼应“荒凉旧梦”的主题意蕴,并在保留艺术的基本呈现上运用隐喻和反讽的手法实现再创造。此外,连环画所呈现出的构图呼应、意象复现、人物命运的雷同等特征构成独特的环形叙事结构。诸多艺术形态的运用不仅阐释了白先勇对命运的表达,也传达出改编者的生命哲思,连环画由此具备了自身独特的视觉效果与叙事张力,实现了图像艺术的独立性。     

影像“物叙事”的一种可能——电影录音机：作为“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

录音机作为一种数据存储介质——磁带的播放工具,本身既具有媒介属性的主体性意义,也在语义符号的变迁中表现出他者意涵的生成可能。当其作为记忆留存的一种见证,既成为记忆复现的中枢,又呈现为含义丛生的伦理存在物。回望录音机与电影的缘结关系,从媒介考古学的视域探源,其成为装置维度的媒介存在物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电影文本之中的录音机或许才是与银幕内外人们生活关联更为密切的“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因此,影像“物叙事”之中的关键存证——电影录音机,自然成为康德“物自体”的一种佐证,也使得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反复强调的“欲望机器”变为一种超越艺术文本之外的客观存在。由此,在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记忆之伦理”的印证中,生成含混与谜意丛生的影像话语逻辑,导致主体性的意识困惑与伦理纠葛,亟待人们予以厘定与阐述。     

A.S.拜厄特的童话情结和童话叙事艺术

当代英国作家A.S.拜厄特着迷于童话及童话叙事艺术。以拜厄特的两部长篇小说和童话故事集为研究文本,以她的文学评论和随笔为参照,探讨作家所具有的童话情结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联,分析其后现代语境下的童话创作所具有的独特叙事艺术,即通过镶嵌童话元素和童话改写文本,使童话副线和小说主线对位呼应,双线情节互动发展;作家的精巧编织使其童话叙事既是对经典与传统的继承和修正,又具有明显的后现代自反性和智性色彩。     

历史记忆与南海问题中的叙事建构

在持续紧张的南海局势中,“固有领土”叙事是基于历史记忆的社会建构,不相容的叙事客观上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历史记忆的路径依赖、对无形价值的情感框定、“自我-他者”二元话语结构,强化了负面叙事黏性。那些积极的叙事“推动者”会将“固有领土”话语建构成一种延续性的叙事模板。在2012年中菲黄岩岛冲突、2014年中越“981钻井平台”纷争等危机中,东南亚声索国对中国维权行动施加了负面锚定。历史记忆与叙事黏性的关联逻辑可以为中国主动应对南海舆论压力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