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的心》的听觉叙事研究

学界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泄密的心》是爱伦·坡的哥特式恐怖短篇小说,缺乏伦理关怀,充满了不可靠叙述。从听觉叙事的角度来看,该小说充满了听觉意象,主要事件都由听觉勾连起承,作者在故事世界中建构起了比“视觉空间”更大的“听觉空间”,其中的声音景观从可能世界理论看来,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真实性。这样,当我们将文本中的叙述者“我”当作文本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真实人物进行分析时,可以更好地阐释其中的伦理意义。叙述者“我”和老头身份的模糊化使该小说的伦理批评更具有普遍意义。叙述者“我”的幻听将自己的谋杀行径暴露是该文本正确的伦理取位的结果,符合了阐释社群的阅读期待。
     

论苏青小说的都市日常叙事——以《两条鱼》为个案分析

发表于1943年4月的短篇小说《两条鱼》是苏青于文学体例和小说题材双重探索的结果。小说有关战时都市"底层"市民生活的叙述,既演绎了苏青小说不易察觉的技巧,也折射出苏青小说的思想力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国民性和海派市民性格的反思。苏青"底层"叙事的探路,为现代女性写作如何叙述城市生活提供了两点启示:既要重视如何将有限的现实经验植入文学世界成为自身创作的"专属物",也要重视塑造富有地域色彩和人性深度的鲜活人物。     

丹麦电影《狩猎》中克拉尔的“谎言”迷局——兼论儿童生活世界的“蒙蔽”与“敞亮”

儿童生活世界的“蒙蔽”导致了丹麦影片《狩猎》中克拉尔的“谎言”迷局。要破解克拉尔的“谎言”迷局,不能仅仅从心理学的视角,要从意义更为完整的角度——儿童生活世界——对克拉尔的“谎言”迷局展开叙事研究,揭示“谎言”在影片语境中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合理地认识儿童生活世界、理解儿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常叙事美学困境探微

"日常叙事"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生活化取向,在将日常观念与个体价值立场及生命意识全面开启的同时,也让文学对现实的理解和感悟进一步贴近当下。但其中叙事与日常生活距离的消失、精神视野的萎缩及艺术创新的停滞也因此成为"日常叙事"难以摆脱的审美困境。从话语主题、叙事伦理及文本构建等角度来透视转型期作家认同与文学观念的互动和深刻变迁,对于提高文学审美品格、建立较为成熟的日常叙事伦理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昼夜、厨房与爱"的隐性叙事——评颜歌的长篇小说《我们家》

“80后”青年作家颜歌于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家》,有意避开宏大严肃的命题,另辟蹊径以一种轻松调笑式的独到笔触,书写蜀地永安县城平乐镇一家人的喜忧日常,开辟了新生代作家乡土文学后家族书写的新范式。《我们家》中有三条突出的叙事线索,即“昼夜,厨房与爱”,分别代表时间、饮食和情欲,加上麻辣鲜香又生猛呛鼻的,带有郫县豆瓣气息的川味方言,共同建构了《我们家》的隐性叙事,从而把琐碎生活的真相完整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解忧杂货店》中的音乐叙事

日本当代小说家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作为其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打动人心的奇幻构架,也源于小说的节奏、构思、氛围等都带有浓郁的音乐性。文章从音乐叙事的角度对《解忧杂货店》进行解读,首先,把小说的节奏类比乐章的节奏,从语言节奏和叙事速度方面来分析文本的音乐节奏;其次,把小说的结构类比音乐的曲式,从小说的插叙结构、分总结构以及空间叙事方面来体现结构的音乐性;最后,把小说的主题类比乐章的主旋律,从重复叙事中体现音乐旋律的反复,并探究小说主题的深层含义,以此拓宽小说的审美范围。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中世纪女巫文化

中世纪女巫艺术形象是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无论是丑陋的女巫,强健的老女巫,还是妖艳的年轻少女,这些形象都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惯常所见丑陋而又可怕的女巫形象体现了男权叙事对女性的丑恶化、妖魔化和欲望化。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这些现象,可以说是男权叙事话语下所塑造的"性异类"。当下流行的女巫文化(如女巫电影)于无形中仍在强化自中世纪而来的男权叙事。     

伦理视角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艾滋病叙事

艾滋病的出现与蔓延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的道德偏向和伦理亏欠。阎连科、宋江鹏等作家在作品中揭示了艾滋病蔓延过程中的伦理缺失: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理念和医疗行业的失序;现代人重利轻义的道德观念和性自由意识的泛滥。通过对艾滋病及其患者遭遇的描述,作家希望唤起全社会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生命价值和健康权的关注。这也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灾难降临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的忧患意识与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民族国家召唤下的“激情”叙事——再读《红日》

小说《红日》取自战争题材,具有史诗般的魅力。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红日》的创作包含着民族特殊时代及作者本人特有的激情,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发展都洋溢着浓列的情感。这些浓烈的情感给创作与审美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