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商务印书馆领导层的互补机制

在近代中国,早期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社会贡献在于印刷简单的识字课本,让更多的民众获得了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从管理机制上看,早期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层,其核心人物是夏瑞芳、张元济和高梦旦。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夏瑞芳善于经商而又大度,高梦旦善于办事,又内方外圆、待人诚恳,办事既多方法,又讲究原则。三位管理者各具特色,从管理机制上形成了一个能互补的领导班子,为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

编印教科书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贡献之一。在他主持下出版的商务版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商务版教科书的成功在于有创意,不仅超越前人,而且胜过同时代的蒙学读本。民国后许多民营出版商大多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不无关系。然而,《张元济全集》对张氏主持编印商务教科书的成就,反映明显不足,除几篇教科书序跋、几封有关通信外,张氏署有编纂人或校订人的教科书原书,一部都未收录。辑编人原先考虑收入几部,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功,后来只在第10卷"附录"编入了一份《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60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目录》。教科书往往是集体成果,编入个人文集有一定难度。建议从张元济开始,从商务版教科书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并提出四点设想。     

简论张謇癸卯东游对其教育思想的影响

190 3年 ,张謇东渡扶桑 ,对日本进行考察。张謇的癸卯东游对其教育思想产生以下影响 :坚定了教育救国的信念 ;主张加强基础教育 ;重视农业、德育教育     

张謇对产学研相结合的宝贵探索

张謇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实践中，对实业、教育和科研的内在关系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了产学研结合的早期探索。他在办学的思路、教育的模式和科研活动方面有许多新的理念和举措，都带有产学研结合的特点，也成为“南通模式”的主要特色。张謇不愧为产学研结合的开拓者。     

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兼及对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启示

翰林出身的编辑出版家张元济是近代中国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儒者.他在其毕生服务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编纂过程中处处闪现出爱国忧民、义利统一、审时度势、务实开放、立己达人等儒商出版思想,这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探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有助于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而锻造出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当代出版儒商,进一步发展和振兴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     

甲辰开复后的张元济与清末教育新政

甲辰大赦（1904年）后开放戊戌党禁,蜇伏上海商界多时的张元济北上赴京任职,但因慈禧太后对“戊戌党人”仍抱有成见,他被投闲置散后断然南返。宣统即位,他寻机再返政坛参与清末教育新政,通过中央教育会的召开,再度亲历晚清政坛的腐败混乱,故就此打消继续参政的念头。然而他终将庞大的高端政、学资源引入教育与实业的融合发展之中,迅速在晚清民国出版领域开出一方广阔天地,立下了在民国政学商界纵横裨阖的安身立命之基。     

近三十年来张元济研究述评

1980年以来,随着张元济个人著述及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学术界兴起了张元济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涉及张元济与同时代人物的比较、张元济与古籍的保存和整理、张元济与早期政治活动、张元济与近代教育、张元济与近代出版、张元济与近代文化等方面。当前的张元济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如：加强张元济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深化张元济与其他人物的比较或联合研究;重视以张元济为中心的近代出版人群体研究;发掘张元济与近代报刊杂志发展的研究。     

张元济的意大利之行与南明天主教文献的发现

张元济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传统古籍的整理与出版,他也是在华传播出版西学文献的主要引路人之一。但学界很少注意到,张元济还相当关注海外汉学研究。1910年,他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非常留意考察欧洲的出版实业,也关注意大利的特殊教育。其间,他在罗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发现南明天主教汉文文献《永历太妃肃罗马教皇笺》等两封信函。归国后,他将两封信函在《东方杂志》公布,显示出对南明天主教汉文文献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深刻认知。以往关于南明王朝皇族成员和太监信奉天主教一事,并无确凿的汉文文献加以证实,张元济这一组原始汉文西学文献的发现,无论在中国学界还是教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此一史实,在已出版的张元济传记中却少有体现。     

《实践论》与船山哲学

在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人的认识产生可分为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即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以及真理的无限性和人的认识、实践的相对性等方面,毛泽东的《实践论》对王船山的哲学思想都有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为夺取中国革命,尤其是为夺取当时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     

张謇的人才观及其对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张謇所处的时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也是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动荡的岁月。一方面,西方列强为开拓更广阔的贸易市场和扩大侵略权益,连续不断地制造中国边疆危机,发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国内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开明官僚搞起了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活动,一批军工民用工业和使用新式武器的海陆军相继建立,近代民营企业也在夹缝中破土而出,蹒跚前行;另一方面,面对严重窒息人才生长的僵死的封建秩序和沉闷的政治局面,不少封建士大夫、进步思想家对此极为不满。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维新人才,提出"有非常之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夫人士之才否,国命之所寄托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