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营利机构的工作特点

非营利机构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营利机构也蓬勃成长。本文结合中国的慈善传统,讨论了目前中国非营利机构的工作特点。     

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的时代意义

探讨农村弱势少年儿童的教育实践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学与经济学意义。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的时代意义:即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与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与和谐社会;农村弱势少年儿童群体的教育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东方启蒙作为反写欧洲中心主义话语谱系研究

西方思想界有两种相对的东方主义,一种是肯定西方丑化东方的“正写欧洲中心主义”,另一种是批判西方美化东方的“反写欧洲中心主义”。考察后者即东方启蒙话语谱系及其历史语境可知,强调东方的积极面,起点是要解决西方现代转向及之后的问题,是西方在其特定历史语境中自我批判和反思的手段,反映了西方思想的张力和活力,我们征用其批判修辞的同时应警惕其中的陷阱。     

“利津游戏”中的科学启蒙教育探析

利津游戏”的科学启蒙教育涉及动物学、植物学的认识,亦包含化学材料和物理学原理的认知,体现了园本课程“回归儿童、回归幼教”的本义,呈现了“游戏课程化”和“课程游戏化”的效果,展现了“科学启蒙”和“幼儿主动探索”的过程。科学启蒙游戏设计与施教,应防止教和育的严重分离,注重功能和评价的整合,注重设计和指导的技巧,强调氛围和环境的创设。     

启蒙时代的“同情”

通过考察同情观点在18世纪欧洲的演变及其与启蒙主义主体观的联系(聚焦于18世纪上半期的情况与之前的铺垫),以及18世纪中叶兴起的人物观点与同情话语的联系(以菲尔丁的小说为主要例证),认为18世纪的欧洲发展出两种同情观,分别对主体的状态与构成做出了两个相悖的假设。假设一:个体之间虽然边界鲜明,但互相之间情感模式相似,个人可以通过想象来认知、体会他人的情感。假设二:人必然受他人情感的影响,个体之间边界模糊,但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普遍的情感,只有互相受影响的倾向,所以并不能保证情感的有效沟通。如果我们将第一种对同情的理解称为"聚合式同情",第二种就是"间离式同情"。这两种同情观并行交织,构成了启蒙主义主体观中的一个核心悖论,并与新兴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手法形成了互文关系。     

清末官报的白话风格与社会启蒙——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时期,在国民启蒙的社会语境中,传统的官方纸媒开启了近代转轨的步伐。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可见,通过变革报章书写文体(白话代文言)、创新编印式样等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民众的阅读感受,也可有效弥补传统官媒"民众在场"的缺位。同时,这种变革为近代讯息传播和公共舆论构建奠定了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效应方面,在《北洋官报》的示范导引下,各地积极选派专员进行白话演讲、设立民众阅报机构,购置报章供民众阅读,甚至躬亲实践,创办白话报刊等。这样,报刊媒介既扩大了知识传播的限界,又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与基层民众的距离,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民众启蒙。由此可见,从民众主位视角切入,窥探传统官报的白话风格转型,确为报刊传播史研究的可取路径。     

基于汉语土壤的启蒙哲学何以可能?——以王充的《论衡》为例

西方启蒙主义的主要论题,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五项:个体的理智独立性论题;以"百科全书"为典型载体的公共知识库营建之必要性论题;世俗生活的独立性论题;人道主义论题;进步主义论题。然而,并非这五个论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之中得到培育,而且,这五个论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未必是真正自洽的。换言之,在逻辑上完全可能存在着一种并非植根于西方文化的启蒙主义思想纲领——这一纲领的确包含了上述五个论题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但它却排斥了上述五个论题中的另外一部分,以求维护自身在理论上的自洽性。而具有上述特征的中国式的启蒙主义哲学纲领,其实就可以在王充的著作《论衡》中找到。大致来说,王充式的理智独立主义具体体现在:他通过引入"归谬法",使得儒家圣贤能够进入与普通人相同的理性推理空间,由此系统驳斥了主流汉儒的"孔子无谬论";王充对于探求百科知识的必要性的申辩则具体体现在:他在一种基于"气"的宇宙论的基础上,对于万物的生成,给出了一种具有"祛目的论"意味的自然主义解释方案;王充对于世俗生活的独立性的申辩则具体体现在:他在一种基于"偶然性"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对人类个体的命运做出了一种完全排斥神学因素的解释...     

启蒙政治的当代出场及其意识形态症候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启蒙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尤其在当代民主政体中,启蒙政治哲学一方面成为了诠释政权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法律、政党政治和文化工业表征出来的核心软实力。但是,如果回到启蒙政治哲学的文本和原初概念,不仅会发现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对启蒙术语的误用乃至滥用,更能够揭示这种意识形态表象下规训人民和服务资本的真实意图。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当代,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启蒙式的悖论,一方面"普世价值"从苏联、东欧和中东不断获得"胜利",另一方面这些"胜利"所带来的生存样态却走向了暴力、保守主义狂热、政治操控和极端的不平等。因此,反思启蒙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危机,以及从启蒙之外的批判视角探索拯救危机的道路,是当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     

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

相对于晚近的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兴起蕴含了一个范式转移的契机,使得我们能够以自身实践经验而非外来教条为本位来重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资源。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成为智识创新的洼地,无法与整个学科的知识更新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如果要真正发展解释中国、评价中国和反思中国的政治学,这两个研究分支应当在正本清源中激发生机,积极推进范式转型。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和监察权传统为例,历史政治学意义上的探讨揭示出传统内生的治体视角更具相关性和参照价值。这启发我们反思对于民主政体和分权制衡等现代西方理论未经检验的倚赖,把历史找回来,充分尊重第一手经验事实以发展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和方法。历史政治学并非单纯提倡对于历史的再解释,而是强调面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传统变迁,对于塑造行为实践的政治社会结构做出辩证性和启发性的理论阐释。历史政治学的未来有赖于一系列代表性研究作品的验证和激发。     

西方启蒙思想的发展与嬗变

本文以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为中心,对西方启蒙思想发展与嬗变的内在理路作了梳理,并探讨了启蒙的偏差与纠偏问题.论文第一部分概述古希腊罗马启蒙思想的发展、成就与偏差;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关系问题上的偏差,指出基督教对希腊启蒙思想的纠偏作用;第三部分指出西方世俗人文主义者继承了人文主义的传统.但与传统宗教思想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四部分探讨基督教与人文主义融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