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强制立法的价值选择

行政强制之所以存在设定权乱、执行权滥的问题,根源在于对行政强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理解出现偏差。有必要通过对行政强制行使的过程价值与结果价值的挖掘,构建行政强制权的三重价值体系,实现行政强制行使的目标。     

论艾伦·伍德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

艾伦·伍德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的分析,以民主为切入点,借鉴古雅典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相统一的洞见,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伍德的观点既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从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相统一的维度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民主,建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论析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其对策

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解决此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影响着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建立强制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定,同时完善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国际环境法之“齿”——反措施及中国对策

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与国际环境法的软弱性密切相关。反措施虽然在去国际环境法的软弱性方面意义重大,但很少被采用。究其根源有二:一是反措施作为国际环境法强制保障存在一些法理困惑,如反措施实施主体困惑,但从法理上来分析这些困惑都不成问题;二是反措施本身除了存在一些传统的问题,如弱国实施困难、大国滥用、缺乏制约等等,还存在一些因为国际环境法的软法性导致的义务空洞问题和义务弹性问题。但只要尽快使《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变成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家责任公约》,并尽快缔结《世界环境公约》使国际环境义务硬化,消灭环境义务的弹性,构建强大强制保障体系,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我国要充分利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环境立法和反措施制度进一步完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反措施手段来应对国际环境违法行为,保护本国的国际环境利益。     

制度建设与循环经济发展

可持续发展要依靠新的经济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成为当务之急。而每一种经济活动的变迁,无不伴随着制度的变迁和重新制定。没有制度建设的保障,循环经济也终将成为镜花水月。鉴于循环经济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特征,与之相关的制度也将是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制度。     

企业—顾客价值共创过程中强制型顾客参与效应的理论框架

强制型顾客参与是指顾客为确保服务的正常交付在服务过程中以资源形式投入到服务中的程度。尽管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顾客在服务交付的过程中承担了不可或缺的职责,但现有研究并未对强制型顾客参与在价值共创中的积极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展开系统分析。文章在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强制型顾客参与进行概念界定、类型及维度归纳,同时梳理强制型顾客参与的主要驱动因素、作用结果,及强制型顾客参与实现价值共创的过程机理,构建了强制型顾客参与产生积极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强制型顾客参与的激励机制、影响边界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论强制实际履行

通过司法强制实际履行合同，其结果与立法者所追求达成的宗旨相去甚远。金钱赔偿完全可以成为适宜的救济手段。受损方不会首选强制实际履行作为救济方法。为现实与效率计，强制实际履行应该坚持并予以保障，但必须弱化、淡化。     

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以中国不同时期立法演变为视角

中国在不同时期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立法实践证明,严格限制其流转的立法内容陈旧,立法资源缺失,与物权价值冲突。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是实现法的价值和追求物权理念的需要。为了保障宅基地使用权有效流转,应将村委会确定为管理和经营主体,明确宅基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建立流转强制登记制度。     

《海洋法公约》强制程序任择性例外声明的解释问题——以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第1款规定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任择性例外。一国可作出声明,对某些类型的争端排除强制程序的适用。对于南海争端,菲有意设计主张的争端类型,试图限制性解释中国的任择性例外声明。任择性例外应以自然方式并结合上下文及条约宗旨、目的,充分、全面考虑当时的所有情况,并以与声明方所追求的效果相一致的方式来解释。菲的请求分别属于中国任择性例外声明中的"历史性权利"、"海洋划界"及必然涉及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的"混合型"争端,均不应适用强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