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主义诞生的思想基础

罪刑法定主义可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来把握其内涵,但观念层面的罪刑法定主义对于追溯和厘清其思想基础更具意义.近代罪刑法定主义得以诞生之思想基础乃是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洛克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以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而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心理强制主义实际只为罪刑法定主义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提供了契机.     

论转型时期的制度创新与政治稳定

对于转型社会的发展来说,制度创新与政治稳定是两个基本要素,并形成“双向联动结构”共同作用社会的发展。本文在总结发展中国家实践的基础上,从理论上阐述了两者的关系并提出了发展模型的构建,借以考察分析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的道路选择,提出了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准“强制性制度创新———自主性政治稳定”型的综合“革命”。     

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     

意识形态：概念分歧的背后——兼论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功能及其局限性

本文认为对我国学界影响很大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和自由主义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表现为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的分歧,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双方对“自由”及“强制”等理念的不同理解。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学理辨析,是一个关涉着目前我国制度创新和社会重组所应遵循的理念原则的现实问题。     

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国际法探究及当代启示

国内学界探讨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多从其设立的必要性和建构的可行性入手,脱离了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历史背景,其立论亦难免有所牵强.从《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巴黎文本以及随后的《世界版权公约》和《录音制品公约》对著作权强制许可具体实施规则和程序的修订可以看出,著作权强制许可适用越来越严格已成为主要趋势,其背后反映了国际著作权法日益加强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现实.同时,从著作权私法属性出发,不宜盲目设立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而应先有效挖掘我国现有著作权的限制与例外制度.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序的完善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对我国民事施诊审前程序进行重新探讨已进入紧迫性阶段。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作为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庭审以及当事人的实体、程序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众多专家和学者也都提出了自己见仁见智的观点。笔者通过研究我国和外国的一些制度，提出了“预审制＋被告的强制答辩＋证据的灵活开示”相结合的制度。     

我国构建强制起诉制度之理论探析

强制起诉制度之功能在于提供一种特别监督,以使不服起诉处分者有请求法院救济的途径,让法院介入审查检察官的不起诉权限。日本的准起诉制度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交付审判制度与缘于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相似。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存在制度被空置,自诉制度理论混乱等问题。故应当在充分论证我国建立强制起诉制度各种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域外立法,改革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强制起诉制度。     

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现状与强制分红政策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状况一直为业界所诟病。为根治这个问题,证监会提出要实施强制分红政策。本文从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现状及其原因开始分析,进而研究了进行强制分红对我国上市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探讨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在实施中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生命伦理视域下我国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尊严问题

当前，我国实行强制隔离戒毒的效果并不理想。从生命伦理学的视角看，强制隔离戒毒长期限制戒毒人员的人身自由，戒毒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医疗救治得不到保障，有偿劳动难以落实，从而严重伤害了戒毒人员的心理尊严、生命尊严和劳动尊严。进行有尊严的戒毒改革，需变强制性、大规模隔离戒毒为自愿的、社区服务治疗为主的小规模隔离戒毒，变劳动康复与社区戒毒就业安置为行为治疗及与社会接轨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鼓励其参与正常就业竞聘、实现自我价值，以保护戒毒人员“做人”的尊严和生命尊严，重塑戒毒人员的社会尊严和人格尊严。有尊严的戒毒将成为未来社会戒毒的主导模式和戒毒改革的努力方向。     

医疗行为的正当化研究

正是基于对人的自我决定权的尊重,"患者的意思是最高的法",患者的同意成为阻却医疗行为违法性的根本事由.有效的患者同意,应当是由患者本人(或者其监护人)以表达于外部的方式,在医疗行为实施之前作出;同意蕴涵了"接受"或者"拒绝",指向的是医疗行为及其结果;同意只需出于患者的自愿即可,并非必定理性.欠缺患者同意的医疗行为包括强制医疗、紧急医疗和专断医疗,前两者的正当化根据分别是公共利益和推定的患者同意.至于专断医疗,少数国家规定了专门罪名,有的国家作为伤害罪处理,而大多数国家则认为不成立犯罪,我国现阶段不宜将专断医疗入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