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发现机器的研究

本文阐述了科学发现的两个判据,在知识存贮有劣性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存贮不完全性原理,指出存在一类逻辑上具有非放大性,但认识论上具有放大性的演绎发现机器。在休谟问题逻辑学范围内不可解原理的基础上,论证了不存在通用的归纳发现机器,但建立局部合理的、有效的、完备的归纳发现机器是可行的。最后,本文描述了科学发现机器的结构,并在文献的基础上,描述了一种同时具有发生与评价功能的归纳发现机器并论证了它的合理性。     

博弈逻辑中归纳合理性问题探讨

归纳合理性问题最初是由休谟提出的.对这一问题,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了各种解决途径.在互动的人群的博弈中,由于总是存在某些公共知识,通过若干次博弈,总是有可能达到纳什均衡,因此归纳推理总是合理的.     

制度评价的标准选择及其哲学分析

哲学视野中的制度评价需要确立三个标准:合理性标准、合法性标准和现实性标准。制度的合理性标准是指制度是否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制度的内容是否符合制度的内在规律,着眼于制度效率;制度的合法性标准是指制度是否具有存在的法理基础,制度的价值选择与目标定位是否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着眼于制度公正;制度的现实性标准则是指制度是否具有可实现性和可操作性,制度实施成本的高与低,着眼于制度的实现能力。     

论行政法规之审查基准

审查基准是行政法规审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规定了行政法规合法性审查之宽严程度,也限定了审查机关之权限范围。根据我国宪法与立法法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行政法规之审查以"合法性"为基准。这种"合法性"审查基准在行政法规制定权限审查、行政法规内容审查以及审查程序等方面遭遇现实难题,并因此净化了行政法规审查制度的现实效果,为此,有必要引借"合理性"审查基准,并借此推动我国行政法规审查制度的完善。     

对归纳合理性的辩护

"归纳问题"的提出和对归纳思维方式的质疑,实质在于我们没有对归纳推理与归纳方法进行区分,从而因为归纳推理中的困难使得整个归纳逻辑陷入困境。只有对两者加以区分,分析归纳推理诸要素及其困难,以及归纳方法在实用上的合理性,才能更好地为归纳辩护。     

论波普尔对"休谟问题"的解决及其理论效用

波普尔把休谟问题界定为归纳逻辑是否得到证明,或者在什么条件下得到证明的问题.他在解决休谟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归纳逻辑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被证明为有效的问题,归纳逻辑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这确立了波普尔的反归纳立场.而这种在解决休谟问题过程中衍生的反归纳立场,正是波普尔确立"可证伪性"划界标准及其整个科学哲学体系的逻辑前提.可以说其整个科学哲学体系就是从中逻辑地演绎出来的.因此讨论波普尔对休谟问题的解决,对于理解波普尔的反归纳立场及其理论效用是很有帮助的.     

论伦理人类学视域下的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合理性

儒家伦理存在普适性和特殊性的论争所隐藏的意义是儒家伦理具有丰富多彩的样态。以伦理人类学为视角并通过"意义—实践"、"理一—分殊"的文化意义考察表明,儒家伦理之所以成为伦理传统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必然,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的解释力和价值只有在文化形态之中才具有可信性,儒家伦理只有在文化形态中才能展现其现代合理性,才能推动社会发展。     

归纳的辩护和批判

从休谟提出了归纳的合理性问题后，哲学家们都在为寻求适当的答案而努力，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有关归纳的辩护与批判。本文着重介绍了莱欣巴哈和波普尔关于归纳问题的理论，并对两者理论的缺陷进行了分析，指出归纳只有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去检验知识的合理性。     

关于生态伦理的若干哲学论证

人类对当前世界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进行反思,把恻隐之心推及一切有生命的物质,是生态伦理学的产生的原因;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在追求生存、幸福、自由时会思考获取它的条件,把对事实的认识上升到价值认识的高度,通过实践理性调节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伦理践行的主体是人,它不仅靠信念,而且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才得以维持,生态伦理面对的是一个多层次、多属性的复杂客体,这使生态伦理具有社会伦理所没有的特殊性。     

论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

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是当下中国司法改革中的有益探索。它不仅具有合法性根据,而且能够促进公正与效率之间最大限度的平衡。当然,该种程序还存在一些内在的操作性缺陷,但是通过相关配套与衔接制度的完善,可以予以有效的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