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工作的价值观（二）

民主参与和决策：社工要坚持民主原则，创造有利于组员参与和投入的小组氛围，鼓励和引导他们自由、充分地参与小组活动与决策，并通过这个过程培养起组员民主参与的精神。     

不作为犯之归责问题初探

不作为犯的归责问题最早是在因果关系的名义下研究的,但对于"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这一命题本身来说存在不少争议。不作为犯的所谓"因果关系"实应为"条件关系",属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其研究目的在于为不作为犯在客观面的归责奠定基础。具体来说,这一问题需要从以实质的作为义务为核心构建的"不作为犯之实行行为"和"作为义务之欠履行与危害结果的发生"之间的条件关系以及以违反义务的关联性为判断基础的"不作为犯实行行为之危险的现实化"等三个方面来考虑,且其结论必须考虑公众的刑法认同感。     

物权法定原则:理论分歧与立法缺陷的再探讨——兼论物权的开放性与约定性

物权法定被我国物权法规定为一项基本原则。物权法定原则的规定源于日本民法,其并非像通常理论上所认为的,被所有国家的民法认可和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许多国家不仅没有规定物权法定原则,有的甚至明确允许依当事人约定设立物权。物权法定原则与民法的自愿原则、物权的具体种类和内容、与市场经济的多样性特质、人的多种合理需求及社会生活变化的实践诸方面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物权具有开放性,应当是物权法进一步发展、更加切合社会生活实际的发展趋势。     

浅谈分类讨论思想在中学数学中的应用

解决数学问题往往可以有众多的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贯穿整个数学教学中，是数学教学过程中的核心思想，分类讨论思想就为其中一种重要的数学思想。分类讨论思想是针对数学教学对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来说的，将数学对象分为不同的类别，再对划分的每一类别分别进行研究和求解的一种方法，它体现了化整为零、和零为整的思想与归类整理的方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使用分类讨论思想的研究和解决问题，有利于让学生探究解题思路和掌握技能技巧，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有助于学生发展的数学思维，为今后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根基

法律必须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严禁把人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自由意思决定的“认罪”、“认罚”，就是主体性原则的彰显。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哲学根基就是主体性原则。只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安排刑事诉讼活动，使之规范化、程序化运行，该刑事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的”。认罪认罚从宽结果的正当性，寓于正当程序之中。在符合了认罪认罚的条件后，对犯罪人的刑罚予以“从宽”。这是因为通过考量犯罪人的“认罪”与“认罚”，能够得出再犯的危险性可能不复存在，符合刑罚个别化机能。这样，“从宽”就有了实质上的根据，这就是优先考虑特殊预防的综合预防理论的思考方法。     

论我国刑事禁止令之适用原则

刑事禁止令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设的一项制度。由于立法未界定刑事禁止令的适用原则。因而，确立刑事禁止令的适用原则，是摆正我们面前的崭新课题。结合刑事禁止令的形式依据和内在依据的角度来看，都要求刑事禁止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遵守必要性原则、关联性原则、针对性原则以及均衡性原则。唯此，才能为具体的刑事禁止令司法活动提供着方向性的引导。     

历史人物的公关心态(三十)

身正为范 《论语·子路篇》:"其身正,不令也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无论制定什么政策,部下也不会遵从.孔子的这句话,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是个基本的原则,而且这个原则是领导者必须牢记在心的.因为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部下的注意,领导者以端正的态度或行为出现在部下面前,会有效提振部下的士气,如此以来,组织的公关氛围就会融洽、和谐,出现蒸蒸日上的局面.     

论当代公共艺术造型中的陶艺

当公共艺术这个泊来词不断刷新大众眼球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公共空间中造型艺术的又一次空前创造。材料成为空间造型的承载是必然的,该文主要阐述了在公共空间造型艺术中陶瓷材料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以及陶瓷材料的基本运用形式与原则,最终看到陶瓷材料在当代公共艺术语境下所拥有的巨大生命力。     

从亲诚惠容看南中国海问题解决的几个原则

在南中国海问题复杂化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与包括海权争议国在内的所有邻国发展亲惠诚容的关系。这决定了南中国海问题的解决至少应坚持以下原则: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平衡应为南中国海战略的核心目标,必须坚持软硬手段的综合和兼顾,必须克制南中国海问题理想化的冲动,必须克制过度历史情感的冲击。在维护和周边国家良好关系的前提下,谨慎耐心地解决南中国海问题。     

地下钱庄行为的定性与防控——刑法与经济法互动的视角

地下钱庄并非规范的法律概念，我国对地下钱庄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基于其组织的非正规性而非其行为的违法性，对地下钱庄行为更多地是借助刑法规制和执法严惩而非制度规范和监管指引。以刑法与经济法互动为视角，对地下钱庄所从事的三类主要业务进行具体分析，对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细致梳理和客观评价，并结合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和地下钱庄行为特点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和防控对策。提出在治理地下钱庄的过程中应当做到经济法规制在前、刑法惩治在后，监管在前、执法在后，宽严相济、疏堵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