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逻辑与形式化

语言逻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现代逻辑与现代语言学发展结合的产物。语言逻辑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对于它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尚无定论。是否采用形式化方法,这是存在于广义语言逻辑与狭义语言逻辑之间的激烈论争。应当坚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该论争:一方面应该承认形式化方法在语言逻辑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形式化方法在语言逻辑领域具有相当的缺陷。     

语用逻辑研究的新进展--蔡曙山的语用逻辑形式化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语用学与语用逻辑的研究开始起步.虽然起步较晚,但以蔡曙山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却能够站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特别是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在受到当代语言哲学大师塞尔高度赞誉的<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一书中,蔡曙山构造了命题语用逻辑、量化语用逻辑以及模态语用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与形式公理推理系统及其各自的语义模型,探讨并证明了元逻辑问题.蔡曙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拓展了语言逻辑研究的空间,促进了语用逻辑的形式化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推进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逻辑、认知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完备的、精密的研究工具.这项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语用逻辑的形式化研究达到西方现代语用逻辑研究的相同水准,同时也发扬与光大了中国古老的语用学与语用逻辑的思想传统.     

经济制度的形式化定义及其基本特征：系统经济学观点

本文首先把制度定义为经济系统对它的经济元及其子系统的约束和影响(称为制度要素),以及这些不同的约束和影响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可以形式化地表示如下:经济制度=(狖制度要素狚,狖不同制度要素之间的关系狚)。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制度的层次性和全息性,以及不同层次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论述了制度要素的类型,以及它们之间的局整关系和因果关系。从本文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启示:各层次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大系统,任何一个层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都与其他所有层次的制度密切相关。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我国目前所进行的体制改革必须采取系统推进模式。     

基于开放世界假设的三值逻辑的语义推理系统

Kleene三值逻辑的蕴含词"→"和开放世界假定的否定词"┒"构成的三值命题逻辑系统没有重言式,这使得在该系统内进行推理变得比较困难,而正确刻画语义,进而进行正确推理通常是我们构造逻辑系统的目的.既然该命题逻辑系统难以进行推理,文章通过引进真算子T和F,直接把背后的语义推理形式化,给出三值命题逻辑语义公理系统SKO.文章还给出了严格的形式语义,并且用该语义理论证明了SKO的可靠性和完全性.     

藏传应成论式研究

应成论式最早发源于古印度,后传入西藏,经过藏族僧人及学者的研习与整理,最终被确立为正式的因明论式,成为藏传佛教中极具特色的一种论式。本文主要从藏传应成论式的渊源及其传入与确立为出发点,对其进行了论述,并重点研究了其内容规范与形式化的问题,力图以符号化、公式化的方法来剖析其内部结构,展现其精髓所在。     

关于辩证逻辑形式化问题

辩证逻辑的研究重心究竟是什么 ,这是关于辩证逻辑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从 2 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 ,有人提出应当把研究重心放在对它的形式化上 ,并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是 ,我认为在这门学科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 ,谈论如何对它进行形式化为时尚早 ,并且形式化也不是判断辩证逻辑是否是逻辑的标准。现在建立辩证逻辑形式系统的条件还不成熟 ,目前的关键是要搞清楚辩证思维的内在结构和机制 ,然后才能考虑使用何种语言 (包括人工语言 )去刻画它     

数学抽象能力的培养

本文论述了数学抽象的特点，探讨了如何培养数学抽象能力的问题。     

论盖士达的潜预设理论──语用推理系列研究之二

预设问题是当个语用学和语言逻辑的一个重要课题，盖士达（G．Gazdar）提出潜预设理论探讨了预设与语境的复杂关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了预设投射问题，并给出了预设的形式推导，为语用学和语言罗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凡是”与“所有”之比较

“凡是”与“所有”语义上通常认为没有任何区别,其实二者并不相同。从句法位置上看,“凡是”只能出现在句首,“所有”则能出现在句子的多个位置;从语义上看,“凡是”并没有“所有”的意义,而是句式赋予的;从词性上来看,“凡是”是连词,“所有”则是形容词。“所有”侧重于断定一种现实情况,而“凡是”侧重在断定一种条件联系,更接近于“只要是”的意思,甚至包含有一种轻微的假设意味。     

“形式化”&#183;“语义化”&#183;“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若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空间,“合成论者”英加顿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生成机制。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他们的探索表明:“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