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理论“旅行”与“形而下学”的意义

符号学理论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锐利的反思锋芒,既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又具备方法论的可操作性;既强调形式立场,又超越了形式研究的局限,是整个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归纳出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二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模式”符号学,三是以卡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形式哲学”,四是以巴赫金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理论”。这些代表性的符号学理论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解释譬如敦煌艺术符号、民间视觉符号、当代互联网符号等具有中国意味的研究对象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试图以“中国方式”重新阐释符号学理论,这种阐释旨在符号学理论的本土化,使符号学理论成为解释“中国问题”更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     

论马克思“双向度”实践智慧的超越性和变革性

马克思实践智慧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双向度的内涵,其“形而下”的向度体现为马克思在生存论层面和价值论层面上肯定了“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性作用和地位,并正视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劳动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其“形而上”的向度体现为马克思在批判现实社会不合理和非正义过程中所建构的合理正义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马克思实践智慧“双向度”内涵体现了实践智慧的辩证精神。它冲破了传统哲学夸大实践智慧“形而上”的向度而消解“形而下”向度的局限,纠正了现代实证主义以科学技术方式夸大实践智慧“形而下”向度、唾弃“形而上”向度的偏差,揭示了实践智慧“双向度”内涵的超越性和变革性,实现了二者在现实意义上的统一。通过对马克思实践智慧“双向度”内涵及其超越性与变革性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社会变革意义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践智慧的理解。     

“闲”境美学意蕴辩难

“闲”字古、今义区别很大,其义项指称、范畴、蕴含在转衍过程中受到自身、风俗、文化等多种动、静因素的影响,人们的考述、训释往往遮蔽了“闲”之本意,一些原本意蕴亦遭消散、流失。运用现代与传统方法、手段,参照不同的思想体系（儒、道为主）,透析“闲”字“形而上”、“形而下”的两重美学境界,悉心梳理其美学意蕴、审美趣味形态的转变及其加被于后世的影响作用。究其实,“闲”所呈示的是一种风度、气格,它的表象是宁静、有所不为,其心中追求的却是无所不可为的大自在。     

“善”究竟是什么？

本文界定了善的概念,讨论了善是否可以定义。作者认为,善可以分为形而上之善和形而下之善两大类。尽管善难以定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善的观念和善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我们凭借直觉和理性不仅可以辨别善恶,而且可以描述善的种种属性和特性。     

大墙文学中从“上”到“下”对人性的深度探勘——解读章诒和《刘氏女》

《刘氏女》是章诒和牢狱生活系列小说之一,用现代主义的创作观念区别于新时期初的大墙文学。通过一系列的女囚,但又不是单纯的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探讨人的自然本性的理想性到底在哪里,人性的底线在哪里,而关注的形而下的人在特殊的环境下人性的复杂性,追问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和本土化的省思。     

试论明清长篇小说的"尚实"风格

“形而下”追求的时代精神、与权力话语密切相关的诗文理论的侵蚀、小说形态学母体及作家创作经验的烙印等因素,促成了明清长篇小说“征事纪实”的“尚实”风格。它对经典之作及其附翼之作的影响不同,在创作中,不同的作家贯彻的程度不同,同时,与之共存的相反的思想也一定程度地抵消了它的消极作用。应全面、客观地面对这一现象。     

薛瑄的理气先后论

理与气是理学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理与气的关系,是理学家要着重进行论述的重要内容。作为明初四子的理学大师薛瑄,在元代理学调零之后,其实起到了中兴理学的学术作用,薛瑄承继朱子理学的主要观点,对理气先后与理气关系进行了更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他甚至走得比朱子还彻底,认为理气根本不分先后,理气有则同有,生化流行。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日之载鸟,鸟虽动而日不动,但光却一直未离鸟。这种普照的观点说明了理与气的关系,理在气中,但理又不杂气。     

从全息甄别到寻律佈构——评孙鹤新作《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方略》

将中国当代文化的大众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做的全息扫描,再从文化发展的特有规律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文化发展现实做一次自形而下的甄别到形而上的导引现状分析与甄别,最后以"和律性"的逻辑求证和中国文化现代化方略的"依律"布构,这是孙鹤先生在成功地完成了国家社会基金研究项目研究后推出的一部不乏卓见学术性专著《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方略》(时事出版社)。也是在当下我国文化学     

逻各斯与努斯: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

西方科学文化有两个重要的根源:一是古希腊文化中蕴含的逻各斯;二是古罗马文化中蕴含的努斯。前者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形而上层面:它孕育了信奉自然世界理性秩序和规律的本体信念,肯定了人类凭借知识和智慧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人生理想,为人类运用语言进行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做出了本体论的辩护,从而给科学文化以"仰望天空"的精神品格;后者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形而下层面:它肯定了知觉经验在人类心灵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凸显了改造世界的实践理性,确立了理性合作的社会责任感和共同体意识,从而给科学文化以"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正是这两种精神品格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科学文化。逻各斯与努斯是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     

中国传统科学范式初探

中国传统科学研究模型及其体系具有“形而中”的性质 ,形而中既非道 ,也非器 ,而是象。象乃道的隐性显现 ,乃器的直接生成之源。依此观之 ,西方传统科学属于以“心物二分”为前提而产生的原子论为基础的构成论研究传统 ,可谓“机械式”的“器物学” ,长于分析和机械制造 ;而中国传统科学属于以“心物合一”为前提而产生的“气象学”为基础的生成论的研究传统 ,长于对生命和整体的把握。二者是彼此独立的两大科学传统。中国传统科学在近代的命运 ,不是被证伪 ,而是被打败。世界未来科学的发展 ,将取决于中西两大科学传统的会通与互补。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的存在价值及其地位作出恰当的评价 ,才能在中国文化现代发展中摆正中国传统科学的位置 ,才能在世界文化和世界科学的未来发展中 ,做出中华民族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