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

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了助词“得”字的历时演变,“得”表义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并且着重讨论了助词“得”生成的语法化诱因和机制:句法位置的变化,组合关系的变化,句法功能的变化,隐喻及词义变化,重新分析,类推,泛化以及语言的外部力量。     

从古代希腊到现代美国——希波吕托斯和费得拉神话演变的原型分析

应用原型批评方法分析了不同剧作家根据同一希腊神话故事改编的四部悲剧,跨度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古典主义时期的法国,再到现代美国.文章从情节原型、人物原型和主题原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和论述.这些原型有其共性,即贯穿四部悲剧始终,也有其个性,即只在某个剧本中出现.通过原型分析,本文试图说明文学创作不仅是在模仿生活,也在模仿文学本身.此外,作者还探讨了主人公悲剧命运的魅力所在.     

子家驹定律：人皆柔顺于“委食”——公羊学语境中昭公流亡事件的哲学分析

季氏当国，把持鲁政，鲁昭公于廿五年立意铲除季平子势力，大夫子家驹以牛马尚能“对委己者柔”的道理相劝阻，隐喻鲁国民众则也会“顺于食己之人”。但未被采纳。结果政变流产，昭公长期逃亡国外并客死晋邑乾侯。昭公、季平子君大夫之间的博弈不只是“民为邦本”底线要求在春秋学语境中的一次生动演绎，还交织着君臣一伦形式与实质、“得名”与“得民”的对冲。昭公是君，但已名存实亡，徒有礼制形式的合法性。而季氏大夫篡权，虽非礼却因有政绩而能够获得民众支持，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于是“得民”比“得名”更有道义力量。礼制形式必须服从于实质性的人民利益需要。     

近代汉语时期两种能性述补结构的地域变化及其动因

晚唐五代时期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得）”和“V得C（不C）”都是当时共同语中的能性表达结构，宋、金、元时期“V得C（不C）”在燕北地区更常用，“V得（不得）”在河洛一带的中原地区更常用。从宋、金、元时期开始，“V得C（不C）”逐渐向南方地区扩散，至明中期已为南方地区广泛使用，形成现在为共同语、北方方言、南方方言广泛使用的格局，“V得（不得）”则向更南方地区退却。“V得（不得）”在向南方地区退却的过程中，明中期至明末清初，它曾一度从吴语地区向北方地区延伸，但没有形成规模。“V得C（不C）”从燕北一带向南方地区扩散，与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从金元系白话发展而来的北方官话伴随南北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向南方地区覆盖有关；“V得（不得）”从吴语地区向北方地区延伸，与明中期至明末清初时期话本小说的广泛传播有关。两种能性述补结构的地域变化表明，元至清代初年，从金元系白话发展而来的北方官话还不是全国共同语，它与从平话系白话发展而来的南方官话在明末清初相互竞争，大约清中期北方官话才成为全国共同语。     

《药师经》真伪问题新论

《药师经》宣传东方药师如来信仰,在中土流传很广。由于其第一译来源不明,僧祐认为该经是"依经抄撰"的伪经。但在费长房、慧矩对勘梵本之后,尤其是后三译出现后,佛经目录学家均倾向于认为《药师经》为翻译佛经。现代的佛教研究者因该经中有一些中国文化因素而认为其是中土所撰之伪经,并认为后三译是《药师经》梵本回流中土后翻译而成的。这种说法固然很有新意,但忽视了佛教"抄经"与"伪经"的区别,也对当时的中印文化交流状况认识不足。其实,《药师经》有着一系列的佛经渊源,汉译《药师经》也有着梵本依据,其中的异常处均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此,目前尚不能认定《药师经》为中土所撰之伪经。